馆藏图章记录的川音图书馆史
郭小林
由于图书馆是学校一开办就建立的机构之一，而且图书馆藏书除直接购买的外，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其他单位或部门的移交 与捐赠，所以，四川音乐学院70年的办学历史及其发展变化过程，都可以从图书馆藏书上各个历史时期加盖的各式各样的馆藏图章窥得一个大概。从某种意义上说，加盖在图书上的馆藏图章是学校发展最直观最连续的见证，是学校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
1. 第一枚馆藏图章，证明了戏剧是我院所有专业设置的发端
1939年秋，由熊佛西先生创办的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为躲避日本侵略者飞机的轰炸， 从成都市的成平街疏散到了位于成都西北的郫县新民乡吉祥寺继续办学，同时增设了音乐科，校名改为“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实验学校”。当时的图书馆由学校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周文耕同志管理，大殿左侧是书库，阅览室就设在大殿里。学校的图书馆事业由一位共产党员开创，这成为我馆历史上十分值得骄傲的一页。周文耕同志根据熊佛西先生主张的读书自由思想，在图书馆里，不仅收藏专业图书和一般书报，还公开陈列《资本论》、《联共（布）党史》、《大众哲学》和《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并在熊先生的支持下，经常举办读书会，引导和培养学生发愤读书，追求真理，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接受着民主进步思想的熏陶。
下面是学校开办后启用的第一枚馆藏图章，它证明了戏剧艺术是我院所有专业的源头。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从学校开办到1941年与省立成都工艺职业学校合并前留存下来的藏书中，没有发现学校更名后的馆藏章，猜想其中原因，或是时因战乱，诸事纷繁，根本就没有顾得上镌刻新的图章，或是虽刻有“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实验学校”的新章，但这些图书都已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遗失殆尽。
2. 形制各异的馆藏图章，见证了学校的不同源流
我校从创办到建国初期，几经分合，汇入了不同的源流，这些情况集中体现为三次大的合并,而馆藏图章的变化则留下了每一次合并的痕迹。
学校第一次合并是1941年春，学校合并到了由著名川籍画家李有行教授任校长的“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并迁到了成都新南门外现在的校址。
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的前身是“四川省立成都工艺职业学校”，该校的馆藏图章一定是某位美术家的杰作，它没有采用一般图章的圆形，而是以“工字型”为图章样式，使人想起了学校著名的“工字房”（工字房的一部分曾在建国初期和20世纪80年代前后，两度成为图书馆馆舍）。这枚馆藏章同工字房一样，以巧妙的构思，形象地诠释了工艺职业学校的性质，是一枚极具象征意义的图章，现代色彩十分鲜明。
学校合并后启用了新章。新章放弃了篆字体，采用仿宋字体的圆形章，可视为戏剧音乐实验学校和工艺职业学校的结合。
不久，学校改称“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于是又新刻了馆藏图章。新刻的馆藏章形制与以前的几乎一样，只是章中间带框的“书”字更长，一直顶到章的下缘，从而显示了前后校名之间的继承关系。彭墨老师是省艺专时期的图书馆管理员。
在原省艺专时期的藏书中，我们还能看到“学生自治会”的藏书，其方形宋体章正式那个时代特有的图章样式。
学校第二次合并是在1950年。华西大学音乐系和私立南虹高级艺术职业学校并入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学校更名为“成都艺术专科学校”。
原“私立南虹高级艺术职业学校”的藏书章有方形章和圆形章各一枚，方形章是所有馆藏章中最显古朴和艺术特点的一枚，但由于南虹艺专留下来的图书数量极少，我们想找到一枚盖印清晰的书都不可得，更为可惜的是，华西大学音乐系合并过来时，没有带来图书，所以，馆藏章也没有找到带有“华西大学音乐系”或“华西大学图书馆”藏书章的图书。
到了成都艺术专科学校时期，图书馆隶属于教务处领导，规模仍很小，馆舍仅有20多平方米，藏书才1213册，另有解放前文艺期刊234种，音乐期刊13种。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学校改图书馆为“图书室”。藏书图章上嵌刻的“成都艺术专科学校图书室”即是明证，而在学校初创时期，图书馆规模虽然也不大，但仍称“馆”而不称“室”，这有贴于当时藏书封三上的借书记录卡袋为证，书袋上印有“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图书馆”字样。如今已85岁高龄的屈德君老师就是成都艺专时就进馆的三名管理者之一。
现有馆藏中，有一本名为《世界史参考图片：古代史部分》的图书上盖有“成都艺专绘画科”的图章，这本书当时应不属于学校图书馆，而是“绘画科”资料室的藏书，但在院系调整时，该书没有被调整到四川美术学院的绘画科带走，却留在的学校图书馆，成为证明我院历史上是一所多科性艺术高校的证物之一。
成都艺专设有研究室，可看作学校现在的音乐研究所的肇始。在馆藏图书中还可看到研究室有圆形和长方形图章各一枚。
在成都艺专时期的藏书中，我们发现了“学生会学宣部资料股”和“学生会秘书股资料组”两枚图章，可见那时的学生会颇具规模，而且还很重视资料的搜集。其中一本盖有“成都艺专学生会秘书股资料组”藏书章的图书是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学校第三次合并是在全国院系调整的大背景下进行的。1953年10月，成都艺术专科学校的音乐科与设在重庆的西南人民艺术学院音乐系合并，成立了“西南音乐专科学校”。西南人民艺术学院的前身是1948年在山西临汾创办的“西北人民艺术学校”。1949年5月，“西北艺校”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所以，由该院带过来的藏书中盖有“西北军政大学图书馆”或“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图书馆”的藏书章。
“西北军政大学图书馆”馆藏章样式为一本翻开的图书，书脊、封面和封底朝外，书页翻开呈扇形。如此寓意明确的书型馆藏章，想必出自西北军政大学的某位艺术家之手。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图书馆”章略呈菱形，其样式使人联想到建国初期解放军军装上的胸章。
1950年，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的一部分艺术骨干随解放军进入重庆市后，成立了西南人民艺术学院，更名为西南人艺后，馆藏章还是一本翻开的图书，但改为书页朝外，喻示着与西北军政大学图书馆的历史渊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成立西南人艺时，西南军区还向学校赠送了一批图书，并在图书上专门加盖了“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创办纪念 西南军区敬赠”钢印。虽不敢说这种“钢印赠书章”具有唯一性，但在全国所有图书馆藏书中，绝对属于极其稀少的特例，因此更显其珍贵。
西北军政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分图书，是由后来曾任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的马惠文等同志从刚刚解放的天津购买回来的。为了购买办学急需的图书和乐器，当时兼任着西北军大校长的贺龙同志还为此特批一笔专款。这批图书的一部分又随西南人民艺术学院音乐系与成都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的合并而成为新成立的西南音乐专科学校图书馆藏书的一部分。
从西南人艺移交过来的图书中，并非都是图书馆的藏书，从盖在图书上的馆藏章看，还有教导处和音乐系的图书。有趣的是，音乐系的图章有两种，第一种因音乐系的“系”字有误，所以又刻了一枚新章，而且那枚字体有误的章和教导处的那枚图章都不够圆，估计是因为章的（橡胶）材质不佳而变形，而非本身没有刻圆，因为图章的字体还是很规整的，而且音乐系的后一枚图章就很圆整了。
3.院系调整后的西南音专图书馆，音乐馆藏渐成特色
西南音专图书馆共接收成都艺专和西南人艺图书8000多册，留美博士、外语教授刘治乾先生出任图书馆主任。馆址由工字房迁到博济院内，面积增加到200平方米，工作人员也达到7人，老馆员屈德君从时任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毛坤先生处取得《东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并按此分类法开展图书分类工作。图书馆开始按照传统图书馆的模式，初步形成了图书采访、登录、分类、编目、典藏和借阅制度；设立了公务和读者两套目录体系，而且根据音乐专业读者查目的特点和当时的实际需要，将读者目录分为分类、音乐图书著者和非音乐图书书名三套目录，并建立了报刊阅览室。
这一时期的图书馆藏书量以年均近万册的速度递增，到1956年，藏书已超过3万册，其中绝大部分是音乐书，尤其近4000册从当时苏联等东欧国家进口的书谱，至今仍在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音乐书谱逐渐形成馆藏特色。
图书馆启用的新馆藏章有两种，一种是“西南音乐专科学校教务处 图书馆”，另一枚就直接是“西南音乐专科学校 图书馆”，后者虽然取消了“教务处”字样，但图书馆仍隶属于教务处领导，故这枚馆藏章的直径明显小于系处级部门印章。
教务处唱片室也在这个时候成立，其收藏的音像资料在2006年全部移交图书馆，但可惜的是，无论是称教务处唱片室时期，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称教务处电教科以后的所有音像资料，都没有加盖馆藏图章。
西南音专教工会和改称四川音乐学院后的教工会都有一些藏书，但在文化大革命教工会停止工作后，也都移交给了图书馆，所以，在馆藏中还能见到这样两枚教工会的“图书专用章”。
4.随着学校的升格和更名，开始使用以“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为馆名的藏书章
1959年，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校名改为“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也随之更名。 正式更名为“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后的第一枚馆藏章，尺寸和样式均仿“西南音乐专科学校图书馆”藏书章而来，只是字体虽然仍用仿宋体，但已改用简体字。
刚升格为本科院校时的图书馆，馆藏文献仅30806册，其中音乐书谱17073册。在音乐专业文献中，理论专著和工具书3955册，乐谱12716册，期刊合订本402册；国内版13177册，进口原版3896册。工作人员13人，馆舍面积约为500平方米。
1961年，刘治乾教授去世。图书馆迁到校内小西天以两幢平房宿舍为馆舍。次年6月，学院调李兴文同志任图书馆主任。为了更好地管理馆藏中的精华和搜集整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料，图书馆组建了音乐资料室并特意加刻了一枚“四川音乐学院 资料”图章。
到1966年，图书馆藏书已达92133册，其中音乐书谱48646册，超过馆藏总量的一半，而且国外版本达到14253册。原苏联版《贝多芬作品全集》，波兰版《肖邦全集》和日本版《世界大音乐全集》等重要音乐书谱都在这个期间入藏。
5. 两枚特殊图章，成为真实反映十年“文革”的历史印记
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图书馆也受到极大冲击，工作人员遭到批斗，许多书谱被迫封存，新书入藏量骤降，而且新购书刊品种单一，音乐书谱多系“样板戏”及其改编作品。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图书馆购置了大量的政治性书籍，并予以特别推荐。1968年9月，四川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图书馆特别建立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室”，并专门镌刻了新的馆藏章和学习室藏书章。这两枚图章，成为那个特殊时期鲜明的历史印记。只是“文革”前期，图书馆几乎停止购进新书，后期进书也很少，故现有馆藏中，盖有此章的图书并不多见，可谓弥足珍贵。
1973年，学院领导机构已不再称“革命委员会”，加之原有的馆藏图章已经遗失，所以又重新刻了一枚极具中国文化传统和艺术特征的馆藏图章——方形篆字章。这枚章虽然不比原“私立南虹艺术专科学校”的馆藏章更古朴，但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政治背景下采用这样的图章，已实属不易。
1974年，李兴文主任调离图书馆到器乐系任党支部书记，老馆员屈德君同志负责全馆日常工作。屈德君退休后，学院指定贺征同志临时负责。
6. 图书馆进入全面恢复的重要发展时期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图书馆逐渐进入了全面恢复时期，图书馆也由小西天迁到校前区新建的综合楼三楼，加上工字房的阅览室，面积约500平方米。1977年10月，李昌达同志主持图书馆工作后，增设了教师参考室，不定期编印新书通报，报刊阅览室实行了晚间开放。
1979年4月，学院根据教育部（78）教高字754号文件《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图书资料工作的意见》的精神，决定将图书馆调整为系处级建制，直属学院领导，同时调王嘉益同志任图书馆副馆长兼党支部书记主持全馆工作。此时，图书馆根据党中央“拨乱反正”的部署，对“文革”期间收集的藏书进行了甄别，对不符合或不宜再流通外借的图书做了封存处理，这枚“封存书停止流通”章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
截止1979年底，馆藏图书已达到144927册，其中音乐图书为68952册。
进入80年代后，图书馆又恢复了国外原版书谱和报刊的进口，图书来源进一步扩大，已不再限于苏联和东欧的版本，新入藏的意、英、德、法、美、日、西等国家出版的音乐书谱使馆藏更加丰富，而且年进书量最大时达到15000多册。正因为如此，以牛骨为质的方形篆字章在盖印时缺乏柔韧性，不便于快速揿盖，1981年被橡胶章所取代，但这枚方形篆字章并没有完全弃用，而是用在部分新收藏的中国书画作品和古籍上。
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时的“政治文艺理论教研室”，后来改称“马列主义教研室”，就成立了资料室，该资料室也有部分图书移交给了图书馆。
1983年末，学院增派长笛专家张宏俊来馆兼任副馆长并主持工作，同时将教务处电教科并入图书馆改称声像资料部，蔡润琪任主任，将原图书馆改称图书资料部，胡扬吉任主任。这期间，纸质书谱和声像资料的采访、编目、典藏、管理和利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和服务模式，所以在1986年张宏俊教授离开图书馆后，声像资料部又重归教务处。
1988年王嘉益同志任馆长兼党支部书记，郭小林任副馆长后，图书馆在全国研究级学科文献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西南地区民族民间音乐文献专藏，以及王光祈著述及研究专藏、本院师生校友作品专藏和国内外赠书专藏，这些专藏为我馆如今已建成的四个专题书目数据库提供了前期准备。
1994年10月，王嘉益同志退休后，郭小林任馆长兼党支部书记。
20世纪末的20年，是我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图书馆正式建立了业务机构，健全了规章制度，陆续充实了一批年轻馆员，实行了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行政和业务管理更加科学规范；中文、英文和俄文打字机取代了手写刻印书目卡片，增加了乐谱资料复印服务。1985年，图书馆还有了一台IBM微型计算机，并在全国音乐艺术院校图书馆中首先开展了音乐报刊资料索引的编制；承办和主办了包括国家对外文委安排的《西德音乐书刊乐谱展览》在内的多种书展和全国七所音乐艺术院校图书馆音乐文献分类专题研讨会等；派员参加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音乐类）》第三版的修订和国家标准《乐谱著录规则》的起草，发表和出版了数篇学术论著并获得奖项，体现了我馆科研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结合音乐文献工作编制的书目、索引和资料，以及举办文献检索讲座和开设课程，在发挥图书馆情报职能和教育职能方面开展了有益的探索。
至20世纪末，馆舍面积达到1500多平方米，工作人员13人，藏书269354册。
7. 今天的川音图书馆，已成为藏书总量超过百万册的综合性艺术图书馆
进入21世纪后，启动于1999年的自动化网络化建设，使图书馆日益摆脱传统的办馆模式。目前，图书馆已建成了由240台计算机、15台服务器、5个TB的磁盘阵列，以及音像转录复制设备和图书馆集成管理软件等组成的先进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图书馆自建了馆藏书目数据库和1个王光祈研究全文数据库、1个学科导航库。通过图书馆主页，读者可以方便快捷地查询丰富的馆藏资源，检索和阅览电子文献，了解新近文献到馆情况，大大提高了图书馆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效率。 2006年3月，新都校区近1.3万平方米的新馆落成，2007年10月，与教学楼合为一体的院本部图书馆3000平方米新馆舍也正式启用，从而使我馆成为了9大音乐学院中馆舍建筑面积最大的图书馆。
2005年，学院决定将教务处电教科4万多件音像资料移交图书馆。在校外办学的国际演艺学院、通俗音乐学院和美术学院也在陆续迁入新都校区后，将其藏书45万多册全部移交学院图书馆新都校区分馆，至此，形成了由院本部图书馆和新都校区分馆组成的全院统一的文献信息保障体系，实现了全院藏书的统一典藏管理、统一提供利用的资源共享格局。
在演艺学院、通俗音乐学院和美术学院移交的图书上，都能看到这三所新增院系各自的馆藏图章。
有趣的是，从国际演艺学院移交过来的图书可以看出，该院先后使用过三种藏书章，一开始，也许是因为图书数量少，故称“图书资料室”，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在改称“图书馆”后启用了一枚椭圆形新章，但直径远小于正常图章，以至于后来又仿照原章重刻了一枚更大的椭圆形章，并将章中间的“藏书”二字由宋体改为黑体，使其更加醒目。
截止2008年底，全馆纸质藏书已超过100万册（含音像资料5万多件），另有电子图书18.1万册。中外文现期报刊958种，其中艺术类报刊85种（中文70种，外文15种），因此成为全国31所独立设置艺术院校中藏书最多的图书馆，而且就艺术类藏书而言，无论总量还是品种更是堪称我国西南地区高校图书馆之最，成为一所艺术特色鲜明的高校图书馆。
如今的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实行了每周7天开馆和7×24小时数字资源开放,新都校区分馆还坚持了每天13.5小时不间断开馆。全部馆藏图书除不便开架的音乐书谱外，都实行了全开架的典藏、阅览、查询、外借一体化管理和服务。
图书馆利用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积极配合学院和各院系举办了上百场学术讲座、书展、雕塑作品展和艺术设计展。由图书馆倡议，学生自发成立的“读者协会”在参与图书管理和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截止2008年底，图书馆已有正式工作人员46名，其中高级职称3人，馆员4人，助理馆员35人。硕士3人，具有本科文凭的40人，其中艺术专业19人、信息管理与计算机专业14人，分别占全部馆员的41％和30％。
1999年12月，图书馆党支部被四川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和省教委联合授予“1996-1999年度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基层组织”称号。2008年11月，图书馆读者工作部还被四川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评为“优秀部室”。另外，还有数十位同志先后被学院或省高校图工委评为优秀党员、先进个人或抗震救灾先进个人。
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奋斗目标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使我馆能以我国西南地区艺术学科文献中心的地位，成为全国和地区文献信息资源网络的一员，不仅面向本院读者，而且面向社会提供多功能、多层次、高效率、开放式的文献信息服务，力争在充分履行教育和情报两个职能，服务于培养各类艺术专门人才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王嘉益：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馆史 1939-1993 . 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编印，1994.5.
2. 江平，朱萸：四川音乐学院校史 . 四川音乐学院学报社，1989.9.
3. 李兴文：也是集 . 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