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题的“解决”与选择

近年来，鉴于以上讨论的问题，一些学者逐渐主张或倾向将Ethnomusicology称之为“音乐人类学”，期望以此称谓来减少不必要的“争议”和“矛盾”。笔者也赞同并建议使用“音乐人类学”称谓，其作为一个相对合理的选择，理由陈述如下：

1、一般意义上的学科属性指向

1）历史渊源

我们从大量文献中已经看到，音乐人类学发展历程清楚地说明其学科缘起背景及其发展历程的人类学特征。诸如探索和殖民主义、文艺复兴的人类学、启蒙运动的人类学和“人的科学”、和谐的普遍性、民族学、人类学、民族音乐的科学、古典进化论、比较音乐学、文化相对主义、田野工作和参与者观察、文化区域和音乐文化、传播主义、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心理人类学、行为主义、文化变迁、文化生态学和新进化主义、都市人类学、认知人类学、象征人类学、演奏-经验及交流、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反思论的人类学等，都对Ethnomusicology的成长产生直接影响。35特别是20世纪晚期的Ethnomusicology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其更加强调对人类行为及其文化的研究，所涉及的范畴趋于广泛，田野实地考察为基础的音乐民族志撰写为其典型的研究方法越来越突出，非价值判断的文化特殊性研究和文化差异性解释的学术取向成为了学科发展的主流。

2）研究对象及范畴

孔斯特（Jaap Kunst）在1950年提出，Ethno-musicology研究的对象和范畴应该是所有非欧洲民族的音乐和乐器，包括所谓的原始民族和东方文明国家。1964年梅里亚姆在其著名的《音乐人类学》中也明确指出，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主要是欧洲古典音乐以外的，以口头传统和存活着的民间音乐。36这一学科目标和范畴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到20世纪末，我们从迈耶尔斯（Helen Myers）主编的Ethnomusicology：An Introduction中看到，学科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有较大程度的扩展，即虽然Ethnomusicology关注的主要对象和研究范畴为“口头”传统和“活态”音乐，包括民间音乐、东方艺术音乐和口头传统的当代音乐，但也涉及观念论题的探讨，诸如音乐起源、音乐变迁、音乐象征、音乐的普遍意义、音乐的社会功能、音乐体系的比较和音乐舞蹈的生物性基础。同时，也包括对西方艺术音乐的研究。37

20世纪末以来，Ethnomusicology从静态模式转向动态过程研究，不再将文化作为稳定或者趋于“功能结构机制”作为其理论基础，而是将音乐文化变迁现象作为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其中城市化问题就是学者们的高度兴趣所在。受城市人类学的影响，文化认同、文化身份、民族性、亚文化族群、社会机构及其变迁，以及城市环境等问题都影响了音乐研究。研究者的目光开始集中于“现代化”城市中流行音乐的发展、音乐中的亚文化族群、移民音乐“飞地”问题，以及西方化接触在城市音乐文化中的作用等。学者将目光从乡村、小镇和游牧生活转向城市音乐。其原因是社会现实随着财富、权力、教育的作用、职业专门化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程度加速，不同人群的整合，富人与穷人、大民族与小民族、新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交融，加上现代科技带来的通讯、传媒的便利而形成的生活需求和方式的改变。新的社会环境下，随之产生了富人权贵和政府参与对音乐文化活动的赞助，音乐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现代音乐制作、生产、传播、记录的方式加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音乐多元融合的情形势不可挡。38

学者们逐渐将田野转向城市，开始了所谓的“家门口的”Ethnomusicology，开启了人类学观念的城市音乐研究的航程。

3）学科观念

笔者认为，确切地说，Ethnomusicology是一种观念、一种思维和一种思想。它将音乐作为对象，从这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认识人自己、他的社会和他创造的文化。这样来认识和理解音乐的观念或思想是半个世纪以前没有过的。因此，E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的提出是建立在对音乐的新认识的基础上的，是一种对人类任何音乐的内容和形式排除文化价值判断的认识。它的思维角度是从较为广阔的意义上来询问音乐“是什么”，音乐是“怎么样”产生、传播和作用的，由此来解答音乐“为什么”在不同地理环境、文化环境中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功能等。这样的理解角度是思维和观念的问题，而不是学科领域或方法论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继承传统，但是又不满足传统观念和思维的局限性而迈出的一个新路子，为的就是希望对音乐复杂的现象有更深入的了解，去认识音符背后所蕴藏着的更本质的东西，来接近人类生活中的普遍或一般的“真理”。39

4）研究方法

Ethnomusicology是否能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争议焦点，就是在于研究方法。方法论是一门学科的重要标识。Ethnomusicology非常年轻，也因此富有活力。由于年轻和具有活力，它是那种接受型的。如前所述它的发生和发展是与众多人文思潮的理论和学科密切相关的，其中最主要是受人类学的重要影响。其受益于此，同时也受制于此。除了译谱和音乐分析的技术手段外，它并没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论。因此，Ethnomusicology的研究方法就是“田野考察”及其“音乐民族志写作”，这也就是典型的人类学的方法。

5）学科属性

以上所述，Ethnomusicology研究对象和范畴已经摆脱了早期主要集中于欧洲文化的“非我”立场，不再仅仅局限于所谓Ethno指向的“民族”或“人种”含义的音乐研究，而涵盖到全人类的所有音乐现象，以人类音乐活动中的人、行为和观念，及其历史和社会作为整体的思考，从而体现出研究的文化学属性。正因为此，在梅利亚姆的《音乐人类学》著作及其他大量重要学者的论述中，我们认识到的完全是人类学思想对音乐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因此，目前多数学者所关注的是人类音乐活动中的总体人文特性。

从以上所述的学科历史、研究对象和范畴、学科观念、研究方法，我们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Ethnomusicology的人类学特征和属性。也因此，即使就一般意义上的学科属性指向而言，建议将Ethnomusicology称为“音乐人类学”是具有其充分的合理性的。一位“音乐人类学”称谓倡导者如是说：“什么是音乐人类学（指Ethno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是指主要运用人类学学科理论及方法去研究音乐的一种学科。……（它）是将音乐方面知识和人类学方面知识相结合或交叉运用所形成的学科。”40

另一位学者也曾论述：“学科名称而言，由于‘Ethnomusicology’中的‘ethno-’这个前缀词表示‘种族，民族’之义，加之以往这门西方学科的研究对象都是非西方其他人种、种族的音乐，从而使其带有近年来遭到批判的后殖民主义概念之嫌疑。因此，尽管西方并没有和中文‘音乐人类学’相对应的英文的学科概念（Merriam的Anthropology of Music只是书名而非学科名），但我仍然赞同我的中国同行将Ethnomusicology意译为‘音乐人类学’。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个译名的问题，它还代表着一种认识观念，一种避免后殖民主义残余，并且能够有更宽广学术视野的学科名称意识。”41

2、学科在中国语境中的困扰、问题与解决

从本文上述围绕Ethnomusicology译名和学科称谓在中国语境中产生的问题的讨论来看，“音乐人类学”称谓希望是解决和避免那些由误解而引发的无为争端的一个合理建议。

6）“民族音乐学”概念指向不清

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虽然从译名翻译的对应角度来说，民族音乐学从字面上比较贴切Ethnomusicology，但是如上所述其学科的历史和属性都是人类学的血缘，而且无论从研究范围和空间，思考的角度和层面都不仅仅局限于某一民族的文化。所以，相比较而言，音乐人类学的称谓能更为准确表达该学科的性质。同时，也可以避免由于局限于汉语概念中“民族”的音乐学与中国特有的民族音乐理论概念混淆。

如前所述的译名问题的“缘起”、“焦点”和“症结”过程已经说明，Ethnomusicology中文译名的“民族音乐学”与民族音乐理论或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民族音乐学”并不完全是一个概念，译名引发的学科指向不准确或者说错位给学界带来了不小且无为的误解和争议。如果不给予澄清或修正，令人担心的是这些误解，甚至争议仍将继续，从而妨碍学科正常和健康地发展。

7）中国实践的历史与现状

就Ethnomusicology在中国的发展而言，其缘起就是以人类学影响下的比较音乐学方法引入的，虽然由于主客观因素的问题，没有能够将王光祈当初的学术“启蒙”传承下来。但至20世纪晚期以来，国内音乐学界中不少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人类学化的音乐研究取向，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频繁与人类学界接触交往，从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成果中获取经验，例如“音乐文化地理学”、“仪式音乐研究”、历史学范畴的“乐户研究”，以及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等，都反映出人类学化的学术风格在音乐研究中渐涨。42

8）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关系

音乐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其研究内容当然主要是中国传统音乐。那么，Ethnomusicology与已经发展非常成熟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有什么差别呢？差别不在于内容、对象或方法，而在于思考的路径不同、探讨的视角不同、追寻的终极问题不同。这里没有优劣、好坏，更不存在先进或陈旧，而仅是探讨的问题、研究的出发点、观察的层面的差异和区别。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具有其自身固有的学术传统，注重音乐形态分析，以音乐本体研究为特征。相比而言，Ethnomusicology背景的学者，更多地倾向探讨音乐发生和存在与诸文化因素的关系，对象和范畴相对宽泛，不局限于中国传统音乐或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历史与当下、传统与流行、乡村与城市，以及中国民间、西方古典及世界文化的音乐内容和形式都可以在其视野之中，以过程性研究、叙事性方式、阐释性思考作为特色，学术理论化和模式化的一般规律研究成为学者的普遍兴趣，呈现出典型的人类学范式的学术特征。

3、不断发展中的学科趋势及其命名问题

不仅是中文译名问题，Ethnomusicology这个词语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随着学科的迅速发展，其观念、方法和目的也都随之发生了极大变化，学科发展趋势及其终极目标已经向Ethnomusicology的命名发起了挑战。

9）Anthro-musicology的假设

我们有理由询问，为什么是ethno + musicology，而不是其他什么前缀词语+musicology？从学科历史看，最初孔斯特提出这一词语，其主要是针对Musicology而言的，即提出一个与西方历史音乐学不同的研究范畴。也因此，最初的词语是Ethno-musicology（请注意ethno-前缀+musicology）。然而，之后梅利亚姆的人类学思想的介入，让学科的观念发生变化，不再以研究范畴为学科的主体，而是以研究的视角和方式为学科范式，这就是他撰写的Anthropology of Music，即音乐的人类学学术思想。事实上，梅里亚姆在其《音乐人类学》中阐述的学科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于Ethno-musicology的初衷。只是为使刚“出生不久的新生儿”继续成长，梅里亚姆依然保留Ethnomusicology学科名称。例如，他在Ethnomusicology Revisited一文中论述到：Ethnomusicology的人类学诸定义（anthropological definitions）强调的是，其研究不仅仅局限于非欧洲音乐，而是全人类的音乐。43显然，该思想已经从本质上超越了“非西方”的ethno-音乐学。

设想，假如人类学家的梅利亚姆早撰写音乐文化研究的论著15年，也许学科术语就会有所不同，或许最先出现的是Anthro-musicology，而非Ethno-musicology。当然这只是设想，但从学科发展的轨迹看，这也不是没有可能。虽然历史不相信过去的可能性，但历史学有必要和权利思考这样的可能性。

10）Ethno语义辨析

我们再来看看ethno的语义问题。由学者指出，与ethno- 相对应的英语词是ethnic，其现代的基本意义也是“民族”或“人种”。但该词的语义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归纳起来，ethnic语义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非西方的民族→文化、社会群体→人类各层次的群体，即已从西方人的“民族自我中心偏见”（ethnocentric）发展到世界性的“视人类为宇宙的中心因素”（anthropocentric）的阶段。这样，ethno-（或ethnic）已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的内涵，而进入了“人类”这一更广阔的范畴。看来仅以“民族”一义似无法概括该词自70年代以来语义的扩展。44

11）学科现状和趋势

Ethno前缀曾经是对抗“欧洲文化中心”、针对Musicology拔地而起建立的标杆性词语，而如今当学科发展到了更高的学术境界之际，它已经成为了学科发展的“障碍”。著名学者恩克蒂亚在1985年就批评：“由于音乐学总的被视为一种非常狭窄的音乐分析，因此，如果仅仅在其前面加上一个前缀‘ethno’（民族），未免显得太机械了，这样势必导致我们对学科目前的发展趋势和研究领域的忽视。”45蔡斯甚至在更早的1972年就提出了他的建议：“我赞成一种有关‘Ethnomusicology’的想法……但我不赞成这一术语……。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具有更大范围的名称。”46

学科从主要研究“非西方艺术音乐”和“口头存活的民间音乐”发展到探讨“人类所有音乐事像”，这一本质上的变化确实使得Ethnomusicology的命名已经难以承载其具有的内涵与外延。内特尔也早就感到Ethnomusicology名不符实了，他说：“我从前就感到很难（给这一学科）找到一个恰当的术语”。47

也正是由于研究人类所有音乐文化、探究“人如何创造音乐”成为了学科发展的核心目标，Ethnomusicology的命名已经不能承载这样的使命。为此，除了Anthropology of music之外，先后出现了Musical anthropology（Anthony Seeger）或Anthromusicology（Shelemay），以及Anthropomusicology48的学科命名的建议。这充分反映了Ethnomusicology的人类学倾向越来越强烈。

4、学科“本土化”的意愿和终极目标

12）“本土化”的意愿

在中国，“音乐人类学”称谓可视为一个折中的命名，作为众多前辈提出的“中国音乐学”、“中国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音乐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音乐学”的一种综合。其既可以避免直接翻译Ethnomusicology的痕迹和由此带来的“误解”，同时，也有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不断发展，融合固有学科的各种传统和优势，而且又能体现其国际对话的地位和作用。这一选择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者30年来探索Ethnomusicology的中国经验及其“本土化”反思的一种共同意愿。

13）学科终极目标

从发展的眼光看，近来随着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人类学的史学化倾向日益增多，Ethnomusicology也受到很大影响。也许“新史学”的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三位一体也将成为音乐文化研究的趋势之一。如2001版《新格罗夫音乐及音乐家词典》所表述的，即21世纪的Ethnomusicology的发展完全呈开放的态势。这种态势可能促使学科更为交叉和多元，更为思想性和人文性，这也更为符合人类学发展的理想。

因此，依据以上四方面和13条理由的论述，较好地说明了建议使用“音乐人类学”称谓的合理性、现实性及前瞻性。

三、问题的“解决”与选择近年来，鉴于以上讨论的问题，一些学者逐渐主张或倾向将Ethnomusicology称之为“音乐人类学”，期望以此称谓来减少不必要的“争议”和“矛盾”。笔者也赞同并建议使用“音乐人类学”称谓，其作为一个相对合理的选择，理由陈述如下： 1、一般意义上的学科属性指向 1）历史渊源我们从大量文献中已经看到，音乐人类学发展历程清楚地说明其学科缘起背景及其发展历程的人类学特征。诸如探索和殖民主义、文艺复兴的人类学、启蒙运动的人类学和“人的科学”、和谐的普遍性、民族学、人类学、民族音乐的科学、古典进化论、比较音乐学、文化相对主义、田野工作和参与者观察、文化区域和音乐文化、传播主义、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心理人类学、行为主义、文化变迁、文化生态学和新进化主义、都市人类学、认知人类学、象征人类学、演奏-经验及交流、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反思论的人类学等，都对Ethnomusicology的成长产生直接影响。35特别是20世纪晚期的Ethnomusicology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其更加强调对人类行为及其文化的研究，所涉及的范畴趋于广泛，田野实地考察为基础的音乐民族志撰写为其典型的研究方法越来越突出，非价值判断的文化特殊性研究和文化差异性解释的学术取向成为了学科发展的主流。 2）研究对象及范畴孔斯特（Jaap Kunst）在1950年提出，Ethno-musicology研究的对象和范畴应该是所有非欧洲民族的音乐和乐器，包括所谓的原始民族和东方文明国家。1964年梅里亚姆在其著名的《音乐人类学》中也明确指出，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主要是欧洲古典音乐以外的，以口头传统和存活着的民间音乐。36这一学科目标和范畴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到20世纪末，我们从迈耶尔斯（Helen Myers）主编的Ethnomusicology：An Introduction中看到，学科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有较大程度的扩展，即虽然Ethnomusicology关注的主要对象和研究范畴为“口头”传统和“活态”音乐，包括民间音乐、东方艺术音乐和口头传统的当代音乐，但也涉及观念论题的探讨，诸如音乐起源、音乐变迁、音乐象征、音乐的普遍意义、音乐的社会功能、音乐体系的比较和音乐舞蹈的生物性基础。同时，也包括对西方艺术音乐的研究。37 20世纪末以来，Ethnomusicology从静态模式转向动态过程研究，不再将文化作为稳定或者趋于“功能结构机制”作为其理论基础，而是将音乐文化变迁现象作为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其中城市化问题就是学者们的高度兴趣所在。受城市人类学的影响，文化认同、文化身份、民族性、亚文化族群、社会机构及其变迁，以及城市环境等问题都影响了音乐研究。研究者的目光开始集中于“现代化”城市中流行音乐的发展、音乐中的亚文化族群、移民音乐“飞地”问题，以及西方化接触在城市音乐文化中的作用等。学者将目光从乡村、小镇和游牧生活转向城市音乐。其原因是社会现实随着财富、权力、教育的作用、职业专门化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程度加速，不同人群的整合，富人与穷人、大民族与小民族、新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交融，加上现代科技带来的通讯、传媒的便利而形成的生活需求和方式的改变。新的社会环境下，随之产生了富人权贵和政府参与对音乐文化活动的赞助，音乐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现代音乐制作、生产、传播、记录的方式加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音乐多元融合的情形势不可挡。38 学者们逐渐将田野转向城市，开始了所谓的“家门口的”Ethnomusicology，开启了人类学观念的城市音乐研究的航程。 3）学科观念笔者认为，确切地说，Ethnomusicology是一种观念、一种思维和一种思想。它将音乐作为对象，从这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认识人自己、他的社会和他创造的文化。这样来认识和理解音乐的观念或思想是半个世纪以前没有过的。因此，E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的提出是建立在对音乐的新认识的基础上的，是一种对人类任何音乐的内容和形式排除文化价值判断的认识。它的思维角度是从较为广阔的意义上来询问音乐“是什么”，音乐是“怎么样”产生、传播和作用的，由此来解答音乐“为什么”在不同地理环境、文化环境中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功能等。这样的理解角度是思维和观念的问题，而不是学科领域或方法论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继承传统，但是又不满足传统观念和思维的局限性而迈出的一个新路子，为的就是希望对音乐复杂的现象有更深入的了解，去认识音符背后所蕴藏着的更本质的东西，来接近人类生活中的普遍或一般的“真理”。39 4）研究方法 Ethnomusicology是否能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争议焦点，就是在于研究方法。方法论是一门学科的重要标识。Ethnomusicology非常年轻，也因此富有活力。由于年轻和具有活力，它是那种接受型的。如前所述它的发生和发展是与众多人文思潮的理论和学科密切相关的，其中最主要是受人类学的重要影响。其受益于此，同时也受制于此。除了译谱和音乐分析的技术手段外，它并没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论。因此，Ethnomusicology的研究方法就是“田野考察”及其“音乐民族志写作”，这也就是典型的人类学的方法。 5）学科属性以上所述，Ethnomusicology研究对象和范畴已经摆脱了早期主要集中于欧洲文化的“非我”立场，不再仅仅局限于所谓Ethno指向的“民族”或“人种”含义的音乐研究，而涵盖到全人类的所有音乐现象，以人类音乐活动中的人、行为和观念，及其历史和社会作为整体的思考，从而体现出研究的文化学属性。正因为此，在梅利亚姆的《音乐人类学》著作及其他大量重要学者的论述中，我们认识到的完全是人类学思想对音乐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因此，目前多数学者所关注的是人类音乐活动中的总体人文特性。从以上所述的学科历史、研究对象和范畴、学科观念、研究方法，我们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Ethnomusicology的人类学特征和属性。也因此，即使就一般意义上的学科属性指向而言，建议将Ethnomusicology称为“音乐人类学”是具有其充分的合理性的。一位“音乐人类学”称谓倡导者如是说：“什么是音乐人类学（指Ethno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是指主要运用人类学学科理论及方法去研究音乐的一种学科。……（它）是将音乐方面知识和人类学方面知识相结合或交叉运用所形成的学科。”40 另一位学者也曾论述：“学科名称而言，由于‘Ethnomusicology’中的‘ethno-’这个前缀词表示‘种族，民族’之义，加之以往这门西方学科的研究对象都是非西方其他人种、种族的音乐，从而使其带有近年来遭到批判的后殖民主义概念之嫌疑。因此，尽管西方并没有和中文‘音乐人类学’相对应的英文的学科概念（Merriam的Anthropology of Music只是书名而非学科名），但我仍然赞同我的中国同行将Ethnomusicology意译为‘音乐人类学’。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个译名的问题，它还代表着一种认识观念，一种避免后殖民主义残余，并且能够有更宽广学术视野的学科名称意识。”41 2、学科在中国语境中的困扰、问题与解决从本文上述围绕Ethnomusicology译名和学科称谓在中国语境中产生的问题的讨论来看，“音乐人类学”称谓希望是解决和避免那些由误解而引发的无为争端的一个合理建议。 6）“民族音乐学”概念指向不清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虽然从译名翻译的对应角度来说，民族音乐学从字面上比较贴切Ethnomusicology，但是如上所述其学科的历史和属性都是人类学的血缘，而且无论从研究范围和空间，思考的角度和层面都不仅仅局限于某一民族的文化。所以，相比较而言，音乐人类学的称谓能更为准确表达该学科的性质。同时，也可以避免由于局限于汉语概念中“民族”的音乐学与中国特有的民族音乐理论概念混淆。如前所述的译名问题的“缘起”、“焦点”和“症结”过程已经说明，Ethnomusicology中文译名的“民族音乐学”与民族音乐理论或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民族音乐学”并不完全是一个概念，译名引发的学科指向不准确或者说错位给学界带来了不小且无为的误解和争议。如果不给予澄清或修正，令人担心的是这些误解，甚至争议仍将继续，从而妨碍学科正常和健康地发展。 7）中国实践的历史与现状就Ethnomusicology在中国的发展而言，其缘起就是以人类学影响下的比较音乐学方法引入的，虽然由于主客观因素的问题，没有能够将王光祈当初的学术“启蒙”传承下来。但至20世纪晚期以来，国内音乐学界中不少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人类学化的音乐研究取向，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频繁与人类学界接触交往，从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成果中获取经验，例如“音乐文化地理学”、“仪式音乐研究”、历史学范畴的“乐户研究”，以及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等，都反映出人类学化的学术风格在音乐研究中渐涨。42 8）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关系音乐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其研究内容当然主要是中国传统音乐。那么，Ethnomusicology与已经发展非常成熟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有什么差别呢？差别不在于内容、对象或方法，而在于思考的路径不同、探讨的视角不同、追寻的终极问题不同。这里没有优劣、好坏，更不存在先进或陈旧，而仅是探讨的问题、研究的出发点、观察的层面的差异和区别。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具有其自身固有的学术传统，注重音乐形态分析，以音乐本体研究为特征。相比而言，Ethnomusicology背景的学者，更多地倾向探讨音乐发生和存在与诸文化因素的关系，对象和范畴相对宽泛，不局限于中国传统音乐或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历史与当下、传统与流行、乡村与城市，以及中国民间、西方古典及世界文化的音乐内容和形式都可以在其视野之中，以过程性研究、叙事性方式、阐释性思考作为特色，学术理论化和模式化的一般规律研究成为学者的普遍兴趣，呈现出典型的人类学范式的学术特征。 3、不断发展中的学科趋势及其命名问题不仅是中文译名问题，Ethnomusicology这个词语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随着学科的迅速发展，其观念、方法和目的也都随之发生了极大变化，学科发展趋势及其终极目标已经向Ethnomusicology的命名发起了挑战。 9）Anthro-musicology的假设我们有理由询问，为什么是ethno + musicology，而不是其他什么前缀词语+musicology？从学科历史看，最初孔斯特提出这一词语，其主要是针对Musicology而言的，即提出一个与西方历史音乐学不同的研究范畴。也因此，最初的词语是Ethno-musicology（请注意ethno-前缀+musicology）。然而，之后梅利亚姆的人类学思想的介入，让学科的观念发生变化，不再以研究范畴为学科的主体，而是以研究的视角和方式为学科范式，这就是他撰写的Anthropology of Music，即音乐的人类学学术思想。事实上，梅里亚姆在其《音乐人类学》中阐述的学科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于Ethno-musicology的初衷。只是为使刚“出生不久的新生儿”继续成长，梅里亚姆依然保留Ethnomusicology学科名称。例如，他在Ethnomusicology Revisited一文中论述到：Ethnomusicology的人类学诸定义（anthropological definitions）强调的是，其研究不仅仅局限于非欧洲音乐，而是全人类的音乐。43显然，该思想已经从本质上超越了“非西方”的ethno-音乐学。设想，假如人类学家的梅利亚姆早撰写音乐文化研究的论著15年，也许学科术语就会有所不同，或许最先出现的是Anthro-musicology，而非Ethno-musicology。当然这只是设想，但从学科发展的轨迹看，这也不是没有可能。虽然历史不相信过去的可能性，但历史学有必要和权利思考这样的可能性。 10）Ethno语义辨析我们再来看看ethno的语义问题。由学者指出，与ethno- 相对应的英语词是ethnic，其现代的基本意义也是“民族”或“人种”。但该词的语义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归纳起来，ethnic语义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非西方的民族→文化、社会群体→人类各层次的群体，即已从西方人的“民族自我中心偏见”（ethnocentric）发展到世界性的“视人类为宇宙的中心因素”（anthropocentric）的阶段。这样，ethno-（或ethnic）已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的内涵，而进入了“人类”这一更广阔的范畴。看来仅以“民族”一义似无法概括该词自70年代以来语义的扩展。44 11）学科现状和趋势 Ethno前缀曾经是对抗“欧洲文化中心”、针对Musicology拔地而起建立的标杆性词语，而如今当学科发展到了更高的学术境界之际，它已经成为了学科发展的“障碍”。著名学者恩克蒂亚在1985年就批评：“由于音乐学总的被视为一种非常狭窄的音乐分析，因此，如果仅仅在其前面加上一个前缀‘ethno’（民族），未免显得太机械了，这样势必导致我们对学科目前的发展趋势和研究领域的忽视。”45蔡斯甚至在更早的1972年就提出了他的建议：“我赞成一种有关‘Ethnomusicology’的想法……但我不赞成这一术语……。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具有更大范围的名称。”46 学科从主要研究“非西方艺术音乐”和“口头存活的民间音乐”发展到探讨“人类所有音乐事像”，这一本质上的变化确实使得Ethnomusicology的命名已经难以承载其具有的内涵与外延。内特尔也早就感到Ethnomusicology名不符实了，他说：“我从前就感到很难（给这一学科）找到一个恰当的术语”。47 也正是由于研究人类所有音乐文化、探究“人如何创造音乐”成为了学科发展的核心目标，Ethnomusicology的命名已经不能承载这样的使命。为此，除了Anthropology of music之外，先后出现了Musical anthropology（Anthony Seeger）或Anthromusicology（Shelemay），以及Anthropomusicology48的学科命名的建议。这充分反映了Ethnomusicology的人类学倾向越来越强烈。 4、学科“本土化”的意愿和终极目标 12）“本土化”的意愿在中国，“音乐人类学”称谓可视为一个折中的命名，作为众多前辈提出的“中国音乐学”、“中国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音乐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音乐学”的一种综合。其既可以避免直接翻译Ethnomusicology的痕迹和由此带来的“误解”，同时，也有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不断发展，融合固有学科的各种传统和优势，而且又能体现其国际对话的地位和作用。这一选择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者30年来探索Ethnomusicology的中国经验及其“本土化”反思的一种共同意愿。 13）学科终极目标从发展的眼光看，近来随着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人类学的史学化倾向日益增多，Ethnomusicology也受到很大影响。也许“新史学”的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三位一体也将成为音乐文化研究的趋势之一。如2001版《新格罗夫音乐及音乐家词典》所表述的，即21世纪的Ethnomusicology的发展完全呈开放的态势。这种态势可能促使学科更为交叉和多元，更为思想性和人文性，这也更为符合人类学发展的理想。因此，依据以上四方面和13条理由的论述，较好地说明了建议使用“音乐人类学”称谓的合理性、现实性及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