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有一场颇特殊的音乐会：10月27日，德国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和斯图加特“新声乐独唱组”，将由指挥大师诺林顿执棒，世界首演旅法中国作曲家陈其钢的《看不见的声音》。同一晚还会有电影《红色小提琴》音乐的原声演绎者———约舒亚·贝尔的加盟，演奏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等。
在首演前几天，已经成为旅欧代表作曲家的陈其钢回到北京，并写下了一段对新作的诠释：“这是一首为6个人声和交响乐团的作品，但6位演唱者并不像通常的形式站在乐队前面，而是分散在乐队中，与木管和铜管声部在一起。这是”看不见的声音“的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是心理的：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看不见的声音“……
人物
陈其钢1977年师从罗忠熔。1983年考取教育部出国研究生，次年赴法国深造。1984至1988年获当代音乐大师梅西安赏识，破例纳为入室弟子。
从1988年开始，先后受法国国家广播公司委托创作《梦之旅》、大型管弦乐作品《源》，受荷兰新乐团委托创作《水调歌头》。还应德国室内爱乐乐团之约，创作《道情》，应法国文化部委托创作《三笑》等。
此外，陈其钢还为张艺谋导演的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创作音乐，应库谢维茨基音乐基金会委托，为大型交响乐团和民族室内乐团创作《蝶恋花》，为加拿大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创作《逝去的时光》。2003年全球发行CD专辑《蝶恋花》，被《留声机》杂志评为4月全球十佳唱片。2004应聘为斯特拉斯堡爱乐乐团驻团作曲家，成为法国音乐历史上第一位非法国人获此殊荣者。
谈西方生活
在不同社会有人认同是鼓励
新京报：谈谈你在法国的生活吧。
陈其钢：在法国有一批很有质量的文化人，你不需要跟他们认识，只要在这个社会生活，通过电视、广播，你可以经常听到这些人的讲座或者讨论，发表他们的观点，在这些东西里面你就可以学到很多。中国的电视就有所不同，调侃的比较多。
新京报：你在那里容易结识同行或朋友吗？
陈其钢：结识一个人就是交朋友，不是很必要。我没有太多交朋友的经验，尝试过跟一些同行交朋友，但交不成———大家都是搞音乐创作，不可能观点一致，天天都争论，有什么意思呢？讨论不投机，就不说了。
但平时我跟普通人交往很多，我喜欢泛泛地聊，不喜欢跟同行进行专业地探讨。跟同行最不容易说清楚，越专的人眼光越局限。
你跟很普通的人聊，他们的观点往往一针见血，不会绕弯子，也没有那么多框框。
可是专业的人往往说了半天，都不是实质的问题。写音乐，是因为音乐是抽象的语言，要是把它分析得很清楚，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你的抽象跟我的抽象一样的话，沟通是不需要说话的。为什么有些人见了面一见钟情，说不上什么道理，音乐也是这样。
新京报：那你怎样看待音乐评论家？
陈其钢：在西方，大家都认为音乐评论家是作曲家身上的寄生虫，趴在音乐家身上，靠音乐家的血活着，这样一批人并不是来支持音乐家，他们的目的无非想证明自己的重要。怎么证明呢？拿音乐家当靶子，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没有音乐家，他们就死了。实际上他们是在践踏一个人的劳动，很多人往往忽视了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所以在音乐界或者音乐评论界，又是一个极权的世界，不要说一般的评论，就是一个作曲家和另一个作曲家，都很难理解彼此怎么样辛苦，写出这么大一篇交响乐，上面有几十万个音符，都是一个一个写上去的，你就一句话，“什么狗屁”。
新京报：有人这样对过你吗？你很在乎？
陈其钢：有。很伤心的。
那个时候很在乎，因为那时关乎到我的生死存亡，让一个权威的媒体说你不好，下面所有人都不会理你了。现在我连看都不看。
新京报：你不关心别人对你作品的评价？
陈其钢：通过作曲，可以让我的音乐被很多人听到，不像我是个工人，我说的话只有车间主任或者同事听见；我的音乐有很多人听见，他们的反馈就是你对自己的逐渐认识，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有时候很受鼓舞的。
新京报：有例子吗？
陈其钢：当然有。我对自己很关心嘛，经常在网上打“陈其钢”，搜索别人关于我的言论。看到在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社会里，有一个人认同我，对我就是一个鼓励，觉得活在这世上没白活。
就像张艺谋一样，他接触的千百万人，他的职业很理想，可以把艺术玩得很好，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人生中，最有意思的就是人和人始终保持交流的状态。那么多我不认识的人，听着我的音乐哭得死去活来，很有意思。
谈《看不见的声音》
国外委托国内首演，难得
新京报：这次回来主要为了《看不见的声音》的首演？
陈其钢：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一年六七十场演出，一般首演我都不参加，参加就不能做自己的事了。这次是因为，委托我创作的一般都是外国的团体，首演也都在国外，而这次是非常好的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委托我创作，然后在中国首演，这是一个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以前从来没做过的。
新京报：《看不见的声音》用了多久时间创作？
陈其钢：《看不见的声音》和《法国女人的梦》都用了四个月创作。每四个月要做一个重头的项目其实挺难的。但一般人不大理解，用流行歌来衡量的话：“写个歌要四个月？”我到法国以后才发现，他们作曲一般都至少要一年，看过去作曲家的简历中间，大的作品经常有跨度十年的。
新京报：2002年你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开过作品专场音乐会，你对音乐节印象如何？
陈其钢：可能没有人看出这是一个很有魄力的音乐节，国际影响已经很大。
国际影响大，是因为余隆有一个宗旨，这是最重要的。
中国其他各种“节”都很乱，只要赚钱就行，这样没法谈艺术质量，但北京国际音乐节到第八届仍然一直保持着它的宗旨。余隆还跟我提过2007年那一届音乐节要委托我写一个作品。
谈国内作曲家
我不应该过多认同他们的作品
新京报：你怎样看你的同学，现在都名声在外的几位作曲家———谭盾、郭文景、瞿小松？
陈其钢：我觉得我们这班同学是很了不起的一帮人。每个人的性格都很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说起来，都有“文革”那段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烙印、包袱，有些人因为这个包袱抬不起头来，有些人变得更有胆量。
新京报：但是现在都很少交流了。
陈其钢：交流少的原因是因为都不在一起，没有机会。有时候谭盾到巴黎，演出之余有时间会打电话来，我们一块吃饭。但作曲是很个人的事情，像写书一样：我写我的书，凭什么跟你交流啊？
那么我是听你的还是不听你的？如果你过多认同别人的话，你绝对不是个好作曲家。
新京报：就是说你不认同谭盾他们的创作？
陈其钢：不是不认同，是不应该认同。如果什么都认同，我肯定不是个什么东西。
新京报：他的作品你都听吗？觉得形式在他的作品里很重要吗？
陈其钢：有的听，有的没有机会听。他是很注重形式，但他有自己的个性，其实每个人掌握形式的比例不一样，这由各人性格决定。其实从个人的追求上看，我们从根本上是一样的。但在文化领域里面，永远有一些形式大于内容的东西，到处都有。
谈郭文景事件与音乐教育
罢演没道理，教育坏在重技术
新京报：上周阿姆斯特丹的中国艺术节，郭文景扣下了《英雄》总谱，没让国交按计划演出，因为作曲家认为一天排练时间太少。
陈其钢：去年丹尼尔·哈丁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我的一部作品，他看谱前说只要一小时就能拿下了，他拿到谱子时就傻了，我也差点就不让他们演了。可是这次斯图加特乐团排练时间那么长，还是令我意外。乐团这次来演出的重点是在我的作品上的，其他的作品都是一带而过，我这个作品，这样专业的团体排了那么久，我从来没见过。其实一流的乐团，像伦敦交响乐团，排一小时就行了。
郭文景罢演没道理，排一天，而且排的是并不难的作品，应该够了。那样的作品在国外要求乐团花很多时间排练完全不可能的。但我这部《看不见的声音》有难度，尤其是唱，跟管乐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这对唱来说要求非常高。斯图加特是我合作过的最喜欢的乐团，指挥诺林顿以前是指挥巴洛克音乐，乐团都不用揉弦。
新京报：前几个月迪图瓦对中国的音乐教育制度提出微辞。你怎样看国内的音乐教育？
陈其钢：音乐教育制度跟文化教育制度都有同样的毛病：只重技术，这问题很久了。怎么办？
新京报：你没考虑教学？
陈其钢：没有。教学是另外一回事，要对很多人负责，要花很多时间。我们要影响的不仅是一部分人，而是一大批人。
谈音乐创作
好作品都应该是个人的感受
新京报：你的创作都基于个人感受上，有没有想过以社会、现实为题材？
陈其钢：好作品都应该是个人的感受。社会的问题和个人的问题是一个逻辑，直接相关。衣食住行不就是男人和女人的问题，没有了男人和女人的问题，社会上什么事都没有。所以有时候人们说我怎么老写这么些小事儿，我说这是大事儿，最基本、最根本的事情。
新京报：平时你阅读吗？
陈其钢：我每天晚上睡前读，作为娱乐来看书，逮一本，拿过来就看，有时候看到好的会拿笔记下。现在看的一本是流行的：《达芬奇密码》。我看书不会睡着，总是要很艰难地把它放下，有时候很可能到凌晨三四点钟了，心里开始难受了，天快亮了，就必须放下了，不然会影响别的事情的。
新京报：一天里你在哪个时间段进行创作？
陈其钢：白天。除非到我每个作品写到最后，那时就不分早晚了。但在作品一开始，就像上班一样，因为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就必须老老实实坐着，不能动。
新京报：《蝶恋花》和《法国女人的梦》都以女人为主题，你这些作品中的女人，是生活中的模特，还是臆想中的形象？
陈其钢：《法国女人的梦》不仅写女人，主要是写男女关系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种交流时的感觉，这种感觉所有人都有，不是我个人的事儿。《蝶恋花》很自然，很人性化，完全是自己在生活里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