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爱乐乐团(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Orchestra)
在建立一个职业乐团的尝试多次失败之后,直到1898年洛杉矶才有了第一个乐团——洛杉矶交响乐团,同时也有了它的年度的音乐会演出计划,哈利·汉密尔顿担任了这个乐团的第一任指挥。到了1919年,这个组织变成了洛杉矶爱乐乐团。
洛杉矶爱乐乐团的建立与一位名叫小威廉·克拉克的醉心于音乐的爱好者有直接的关系。克拉克是个热心的艺术赞助人、书籍收藏家和业余音乐家,一向愿意为了音乐而慷慨解囊,洛杉矶爱乐乐团在1919年的成立正是他倡议及帮助的结果。来自克拉克的经济资助使乐团能够成为一个永久的团体而生存下去,同时,克拉克还请来了圣保罗交响乐团的瓦尔特·亨利·罗斯维尔作为洛杉矶爱乐乐团的第一任指挥。经过11天短暂而紧张的排练,乐团于这一年的10月下旬举行了盛大的建团音乐会,94名演奏家组成的乐团在2400名家乡父老面前亮相,这也是这座城市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支乐团。洛杉矶的市民们终于在多年的期盼之后迎来了它的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乐团。
在乐团建立初期的15年里,克拉克向乐团捐献的数额总共超过了3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直到1934年,乐团一直不断地收到来自于克拉克的无偿捐赠。
罗斯维尔在洛杉矶爱乐乐团的任职从第一场公开音乐会起,直到1927年逝世,在长期的合作中,为乐团打下了良好的合奏基础。此后乐团的指挥中除了曾短期在这里执棒的乔治·施内福伊特之外,都是在国际舞台上享有盛誉的指挥家。
阿图尔·罗津斯基于1929年到1933年之间担任过乐团的首席指挥,随后继任的是因逃避纳粹的迫害而离开德国的克伦佩勒。由于自身的犹太血统,克伦佩勒在纳粹政权甚嚣尘上的一片反犹恐怖中带领全家逃到了瑞士,在这里,他得到了来自于洛杉矶的邀请。他于1933年到达这座城市,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的同时,也给乐团的历史写下了新的一页。尽管在这之后克伦佩勒也频繁往返于美国各大城市,周旋于众多乐团之间,指挥过诸如纽约爱乐乐团和费城管弦乐团等更为出色的乐团,并且组建了匹兹堡交响乐团,但是对于洛杉矶爱乐乐团他还是尽了自己的心力。在洛杉矶,克伦佩勒与同样流落异乡的勋伯格相识,并且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奏了这位作曲家根据勃拉姆斯的钢琴四重奏而改编的管弦乐曲。演出之后乐团的经理对他说:“我真不明白人们为什么总说勋伯格的作品没有旋律,这里的旋律简直太丰富了。”
1939年以后,克伦佩勒由于健康状况极其恶劣,不得不进行脑部的手术,这使他出现了部分麻痹的现象,以致于从此无法使用指挥棒。尽管他还一直担任着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直至乐团于1943年任命了新的指挥,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很少登上这里的指挥台。这段群龙无首的时间给乐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演奏水准明显下降。
此后的阿尔弗雷德·瓦伦斯坦重振了乐团的雄风,在从1943年开始的12年中,他一直担任着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使这个乐团重返美国最高水平乐团的行列。瓦伦斯坦从幼年时就随家人来到了洛杉矶,接受最早的音乐教育,1919年洛杉矶爱乐乐团成立时,他作为大提琴手而成为乐团中的一员。在赴欧洲求学之后,瓦伦斯坦回到美国,先后担任过芝加哥交响乐团和纽约爱乐乐团的首席大提琴,分别在斯托克和托斯卡尼尼等指挥家手下工作。他作为指挥的第一次登台是在1931年,地点是洛杉矶的好莱坞碗形剧场。瓦伦斯坦在洛杉矾爱乐乐团的任职第一次使人们看到了美国指挥的前景,在此之前,美国各主要乐团的首席指挥之职一直都是由来自于欧洲的指挥所垄断,而他是进入这个行列的第一个生于美国并且受教于美国的指挥。瓦伦斯坦所带来的准确无误和热情似火的风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洛杉矶爱乐乐团最鲜明的特征,同时,他也给予与他同时代的美国作曲家以更多的机会,使他们的作品得以进入音乐会的节目,让美国人能够了解到自己的音乐发展趋向。
瓦伦斯坦卸任后,贝努姆成为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但是这个时期并不太长,疾病缠身和最终的过早谢世使他无法履约直至任期结束。在 1954年率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访问美国时,贝努姆温和中庸的音乐个性就受到许多人的注意,1956年接受来自洛杉矶的邀请后,他每年分出两个月的时间与洛杉矶爱乐乐团合作。即使是在这种极其有限的时间里,他仍然在很多方面给乐团施加了影响。洛杉矶爱乐乐团最为典型的优雅和浪漫的表现特点和色彩柔和的音响,很难说不是员努姆的功绩。
1961年,乔治·索尔蒂成为洛杉矾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但是这项任命未能得到进一步实施便胎死腹中,双方不欢而散。索尔蒂的恼火是有原因的,在未向他这位首席指挥通报并取得谅解的情况下,乐团方面就决定聘请年轻的印度人祖宾·梅塔作为首席客座指挥,并且要求他尽可能更多地出现在洛杉矶的舞台上。此举显然表现出对索尔蒂的不恭,于是他愤然辞去了刚刚宣布的首席指挥之职,以示抗议。
于是,梅塔几乎是奇迹般地顺理成章当上了洛杉矶爱乐乐团的新一届首席指挥,这一年,他才不过刚满25岁。不过,如果仅凭他的年龄就认为他水平不高就大错特错了,在这一年,他作为最年轻的指挥分别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和柏林爱乐乐团合作,也在蒙特利尔交响乐团临时代替突然无法登台的奥曼迪演出,从而将这个乐团的首席指挥职务笑纳;无独有偶,也是在这一年,他首度与洛杉矶爱乐乐团合作,这次是临时上阵顶替不能出场的莱纳。梅塔能够受到来自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青睐并不是没有道理。
在洛杉矶,梅塔果然有令人吃惊的表现。他为乐团创造出一种过去只有在维也纳才能听到的声音:这是一种温暖而华丽的弦乐音色,是极为典型的“维也纳之声”。梅塔在维也纳求学多年的种子终于在洛杉矶开花结果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梅塔不仅煞费苦心,而且还努力说服乐团的管理者投资30万美元购买新乐器,以改善乐团乐器不佳的状况。
梅塔对于洛杉矶爱乐乐团显然有着更多的偏爱。有一次,在一个非正式的晚会上,他不慎说出了“我的洛杉矶爱乐乐团比纽约爱乐乐团等等都好”这样的词句,谁知在座的纽约记者立即将消息传回,并在第二天的晨报上刊发,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向有着高度的自豪感的纽约爱乐乐团马上取消了梅塔在下一个演出季前来执棒的计划。后来,梅塔在纽约爱乐乐团全体团员的面前宣布撤销了他的失言,并且表示了歉意,才得到乐团的谅解。
梅塔在洛杉矶的任期到1978年结束,前后历时16年。此后,他仍然与乐团保持了极为密切的关系,1994年美国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前夜,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这三大男高音在洛杉矶的道杰体育场举行的盛大演唱会,担任指挥的是梅塔,而乐团则是洛杉矶爱乐。
梅塔的上升趋势终于在他1978年成为纽约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时达到了顶点,而他在洛杉矶爱乐乐团留下的空缺则落到了卡洛·马利亚·朱利尼的头上。这是一个极端专注于音乐的人,在他与洛杉矶爱乐乐团的协议中规定,他将不参与任何有关的社会活动,并且对于乐团的管理事宜概不过问。大量的排练时间是其与乐团合作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他从来不肯在乐团还没有完全掌握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将一部作品拿到音乐会上去接受评判。在1975年他与洛杉矶爱乐乐团合作演出马勒第九交响曲时,曾经要求有15个小时的排练时间,他说:“不可能以演奏勃拉姆斯的方式去演奏马勒,也不可能以演奏第一交响曲的方式去演奏第九交响曲。最要紧的首先是搞清楚音符和指法,然后去理解其中的含义。马勒要求的是特殊的声音、特殊的心理概念和结构。乐团必须明白这一切,使其成为自然的流露,成为整体的一个部分。”
尽管他的前任梅塔曾经把洛杉矶爱乐乐团推到了美国最优秀的交响乐团的前列从而给后继者留下了一个难题,但是朱利尼使乐团的演奏更具有深度。他加强了乐团在音乐表现上的能力,使其不再仅仅停留在华丽的音响上。如果说梅塔创造的是一个气势宏大的结构,朱利尼则是为这个外壳加入了实质的内涵,使它有血有肉。
1984年,朱利尼的辞职几乎给洛杉矶爱乐乐团以沉重的打击,人们无不担心,由朱利尼所创下的基业会不会从此付诸东流。幸好普列文的继任使乐团重新获得生机。但是不幸的是,普列文因为与乐团管理阶层不能相容,相互之间的重重矛盾令合作难以继续。从1985年接任到1989年辞职,普列文在洛杉矶的任职只延续了4年便告结束。
此后,乐团度过了几年没有首席指挥而只靠客席指挥来维持局面的日子,可喜的是,虽然出现这样的现象,乐团的观众人数并未减少。1992年,来自芬兰的年轻新秀艾萨一佩卡·萨洛宁出任乐团的首席指挥。
萨洛宁出生于1958年,曾在赫尔辛基西贝柳斯音乐学院学习作曲、指挥和圆号,后来又赴意大利专修作曲。萨洛宁首先是以作曲家的身分而开始音乐生涯,尽管后来成为指挥台上的一颗明星,但是仍然不忘老本行,继续有新作品问世。
27岁时,萨洛宁成为瑞典广播交响乐团的指挥,同时还兼任了伦敦爱乐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他于1990年在佛罗伦萨指挥德彪西的歌剧《佩里阿斯与梅丽桑德》成为他通向国际舞台最高点的敲门砖,同一年他还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逍遥音乐会的开场演出上指挥了斯特拉文斯基的《俄底普斯王人从1984年以后,他就成为洛杉矶的常客,作为客席指挥频繁登场,1989年乐团方面终于向外界宣布,萨洛宁将在3年后成为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
年轻的萨洛宁的上任使洛杉矶爱乐乐团在介绍和演出本世纪音乐作品、特别是近年来的新作方面都有了最大的可能,但是,热心于当代音乐的萨洛宁并不是毫无保留地支持一切新鲜的思想,而是坚持自己理性的判断。每当面对新话时,他绝不是先去听一听别人的唱片,而宁肯从零开始,以达到艺术创作上的自由境界。他在演奏中总是以精确而优雅的方式去创造清晰的细节。
萨洛宁的到来预示着洛杉矶爱乐乐团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