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田野工作论坛”是由上海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下简称“中心”）主办的学术交流活动，“论坛”以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为主题，参与者（田野汇报人）就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理论为背景，围绕研究中的视角、理念、方法、田野反思及具体研究成果等环节展开讨论。该活动为广大学子（以研究生为主）的田野工作（Fieldwork）提供展示、
交流与思考的平台，以期促进研究及相关学科的深入与发展。
首届“论坛”于2008年10月24日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期间有6位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相关专业的在读研究生（高贺杰、陈超、文君、林莉君、曾敏、黄虎）将各自的田野工作向大家进行汇报和展示，并将其中遇到的困惑、体会和心得与到场师生进行沟通。同学们丰富的田野经历、深入的思考及师生间热烈讨论的良好氛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鉴于首次活动的成功举行，“中心”于2009年6月5日举办第二届“论坛”，并将汇报同学的征集范围扩展到全国各高校……
实录
2009年6月5日上午9时，由“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全国）仪式音乐田野工作论坛在上海音乐学院新中楼414教室举行，参与者除来自上音、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6个单位的7名报告人之外，还有上音仪式中心的主任曹本冶教授、常务副主任萧梅教授、数据中心副主任刘红教授、上音音乐学系主任韩锺恩教授、副主任赵维平教授、郭树荟副教授等老师，以及相关专业本科生及硕、博士研究生，此外还有来自伦敦亚非学院的儒雅德【英】、吴艳梅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魏小石等青年学者。
上午的报告由萧梅教授主持，在报告人正式发言以前，曹本冶教授首先向大家致词。曹老师指出，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一手资料”是非常重要的，而田野工作就是获得一手资料的主要途径，因此，学界有很多关于田野工作理论与方法的讨论，然而，究其根本，这些都不能取代田野工作本身的实践经验；现时，中国学界不少研究生都有很多的田野工作经验，他们面对各自田野中的对象，会有不同的体验和问题，这些经验的交流将促进对田野，乃至对局内、外关系的认知，这正是“中心”举办这次活动的初衷。
A场第一节
报告1：《奉化、富阳市祭祖仪式中吹打乐研究的田野汇报》
[报告人：廖松清 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萧梅 教授]
廖松清的田野汇报主要围绕奉化、富阳地区祭祖仪式进行，一是通过田野资料的梳理，展示两地仪式及其音声的结构，二是报告人面对不同的田野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及解决的方案，主要从问题的预设、寻找联络人（informant）和田野道德三个方面进行陈述。在报告人的个案中，修缮家谱是一个宗族的“盛典”，谱牒修成之后，许多世家大族都举行隆重的祭祖典礼，以告于列祖列宗。廖松清研究的分别是两个家族因修缮家谱所进行的祭祖仪式。
1、文献与田野
在进入田野之前，对文献资料的阅读非常重要，廖松清指出“是否会由于阅读文献影响到田野工作时的主观性，这需要考虑研究者的立场，以及研究者的目的。”她认为，文献资料是很重要的，比如自己之前对研究对象的背景资料了解不多，使第一次对该传承人进行的访谈忽略了很多重要信息，而之后的研究中“随着访谈的深入，信息量的增加，包括对于村落中各种建筑的敏感性，才逐渐从访谈中提取出原被忽视的信息”，此外，她认为田野工作中遇到一些知识性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献的阅读寻找答案，而当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需要“进一步的思考，进一步的田野”。只有田野与文献资料相互结合，相互印证，才能找到论题的突破口和切入点，田野工作才不会盲目和无序。
2、寻找联络人
廖松清认为现在我们的田野工作往往基于论文、课题等个人行为，有着时间、财力上的限制，而不是以“公家人”的身份进入到田野的，因此，“必须找到一个可靠的联络人。”这个联络人最好能够具备一下优点：
(1)当地人；
(2)在当地有着一定的威信，至少是被当地大多数百姓所认可的；
(3)最好就是从事该音乐类型的艺人。
另外，由于是独自从事田野工作，在现场没办法顾及到仪式的方方面面，同时田野工作者还要拍摄、照相、寻找可以搜集资料的访谈对象，所以，除非事先已有约好的同伴，就需要在当地找到一个能够帮助自己的人。如在富阳何氏祭祖仪式当晚的文艺表演中，由于场面较大，群众蜂拥而至，“即使一直守在摄像机前都有被观众推开的可能，何况还要抽身去做拍照等工作。因此，我提前教联络人家中的外孙女（中学生）使用这些器材，小姑娘工作很认真，确实给我帮了很大的忙。”
3、田野道德
自1972年多伦多民族音乐学会议上第一次召开关于伦理道德的讨论会以来，对田野道德的讨论就越来越多，廖松清结合自身研究谈了一些体会，她认为在对祭祖仪式进行研究时，由于该仪式属“家族内部的事情”，所以“一定要与仪式的主办者提前沟通”。此外，她还以一次拍摄乐谱的经历，对田野道德进行了反省。原来，她曾向当地的艺人提出拍摄乐谱的要求，但被拒绝了。但在与艺人朝夕相处的时间中，她实际上有很多单独接触乐谱的机会，比如她就住在存放乐谱的房间里。但她并没有这样做，她认为“我不能在不经过对方允许的情况下变相地获得这些资料。”这是道德底线。
最后，她还谈到言谈举止的态度和技巧。“无论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采访目的，我认为首先需要清楚的是，对方能够接受与你交流这件事情的本身就值得感激。”她认为即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也不能有抱怨之意”。“不要期待对方告诉你现成的答案”。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通过访谈、了解和分析。此外，在访谈的过程中还是需要一些技巧和方式的，如与上年纪、听力不好的乐人进行交流的时，既要让对方明白你所说的，又不能让对方感觉你很在意他听力不好的事实，“尽量避免用很长的句子，选择对方能够理解的语句和词语，语调尽量的抬高，辅助一些手势动作；此外还需要一些时间来磨合，从而使双方都理解彼此的意思。”
最后，她总结“在田野工作的过程中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常常会有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正确与错误的过程，而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加强这个过程。”
提问
黄婉：请问你整个田野考察的时间、包括田野回访一共有多久？
廖松清：富阳是我早就确定去的，了解到当地有鼓亭锣鼓和梅花锣鼓，两个乐种用乐不同，在仪式中有体现。从第一次到了解情况不到一个月；在奉化的时间比较短。目前还没有重返田野，但是一直通过电话联络。
黄婉：我个人的体会是，田野时间比较短，哪怕一个月的接触、包括电话联络，可能容易引发更多的道德担忧，如果时间长，很多田野道德就不成问题。
刘红：我想说两个问题，第一个关于书写方式，在祭祖仪式的五个活动中，你书写的几个活动名称的层面不统一，第一个“庆典”显然是你获得他们的描述后说的，但是“巡游”，它是否局内人自己的称呼？如果有就最好尊重局内人的用法，还有后面的“佛事-观音忏”、“放焰口”，以及后面“戏曲-越剧”，佛事是宗教的称呼，因此两种称呼要清楚；第二是在论述田野道德时，你的ppt的书写方式是“乐谱”、“谈话方式”,这些是你用于举例的提示，但“乐谱”、“谈话方式”本身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书写为：“这份乐谱该不该偷拍”，那就名符其实为道德问题了。
此外，黄婉提到的问题，我不太赞同。并不是田野时间越长，就能解决“道德问题”，这应该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萧梅：对，这是两件事）（齐江：“时间”是经验层面，而不是道德），田野时间越长，或许别人会同意你采访、给你提供乐谱，但不等于你解决了田野道德问题，举个例子，假如你用“勾引”的方式让人家把不愿意说的事说出来，这就是道德问题。
萧梅：作为一个女生，你是否在田野中遇到过一些困难或者问题？有何感触？
廖松清：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我每次下去几乎都是一人独自去。我觉得和一些联络人接触还是应该注意自身的安全，尽量不要在家里见面，选择公共场所，尽量找陪伴。
赵维平：刚才所说的道德问题，有时候为了拿到一手资料不得不违反道德，有时候既是是道德问题也是宗教问题，那怎么办？
廖松清：目前我碰到有些“放焰口”活动是比较严密的，我和老师以及执仪者进行了沟通，问清情况，获得同意才会进去，或者找一个当地的助手帮助我拍。
报告2：《川东北汉族丧葬仪式及音乐考察》
[报告人：罗亮星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西部民歌研究方向）2006级硕士研究生/导师 万光治 教授]
罗亮星主要以心得方式对其田野工作进行汇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田野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解决方法；第二个部分是丧葬仪式音乐的视频播放。
他首先引述北师大董晓萍在《田野关系是理论与方法的双重工具》一文中的论述：田野工作中存在三种关系“他文化与学者之间的关系；他文化与本地学者之间的关系；学者与调查者之间的关系”。他表示自己此次汇报主要针对第三种关系。他援引网上的调查数据，指出在讨论“丧事场合能否拍照”这一问题时，有50%的人认为“绝对不可以”，37%的人认为“部分可以拍照”，而仅有20%的人认为“可以拍”。这组数据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从事丧葬田野工作的特殊性和相对的困难性。
他分析了田野工作中的几种困难，“第一是被调查者完全拒绝采访；第二是勉强让你进入现场，但是敷衍你。”针对这些问题，就要和调查者沟通，打开他们的戒心，获得良好的关系。作为研究者则应该“要真诚，要用心灵交流，例如萧老师所说的‘拟亲属关系’。”
报告中，他还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一次田野经历：2007年他和导师去做一个丧事采访，但被事主家人拒绝了，经过沟通无济于事。“凌晨四点导师把我叫醒、推门而去，我跟着他在路上听见锣鼓的声音，我想是丧葬仪式开始了，但我想已经被拒绝了，还能怎么做？当出殡队伍离我们十米远的时候，我的导师三拜九扣，之后长跪不起。我当时愣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跟着导师跪下来。事主家的儿子看着我们，考虑良久，就把两匹孝袍戴在我们头上，之后采访便顺利进行了。后来我才知道，导师的所为，是川东北著名的“挡丧”，是老师以真诚的挡丧打开了对方的心。”罗亮星同学接着对当地的“挡丧”习俗与孝袍进行讲解，指出只有直系亲属才能佩戴这样的孝袍，而“这样给我们戴等于是建立了暂时的亲属关系”。此外，他认为在调查过程中要“平等兼容”，“一个是社会地位的平等，不要以大城市学者的身份自居，要有学习的平等交流。二是文化差异的平等，不要主观臆断，要虚心。三是在交流方式上可以用一些激将法，鼓励法”等等。
第二部分为仪式音乐片段的剪辑播放时，罗亮星向大家播放了当地丧葬仪式中《请水》、《揭孝字》等环节，让在座师生对该地区丧葬仪式及相关音乐情况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最后他指出，在翻阅民国时候相关记载发现“当时的仪式种类有一百多个，但是现在只有三十几个”，这也是其工作的迫切性与价值的体现。
提问
同学一（音教系本科生）：我认为有的时候民族音乐学研究和考古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在考古研究时，有时为了对研究对象进行保护，反而采取“不挖掘”的态度；我想民族音乐需要保护和传承。但是在你刚才的陈述中，比如说祠堂不让进，本来就是传统，为了获得研究资料，想方设法采取了很多手段打破传统，是否有这个必要？是否有矛盾？所以我想用一些人为因素，比如沟通，而不是违反本来的传统，尊重传统。
罗亮星：谢谢，我要强调的不是强行进去。这和考古还不一样。丧葬仪式本身没有禁忌，如果对方实在不让参与，那也进不去；另外，我们研究者发现的更多，就会保护的更多，这也是有价值的。比如我刚才说的民国时期的100多种仪式，现在只有30几个。
高贺杰：我有个比较刻薄的问题，刚才你讲自己的一次田野经历，一开始丧事家人不同意你们对丧葬仪式进行拍摄和研究，但你和你的老师在出殡的队伍前长跪不起，最终被死者家人接纳，这个行为确实令人感动，我想问，你们大清晨跪在出殡队伍前这一举动，是真的出于对死者离世的悲痛与哀悼，还是希望以此获得对方家人的好感、进而达到拍摄研究的目的？如果是对死者的哀悼，请解释你如何会对一位不曾谋面的老人产生如此情感；如果是第二个原因，请解释你对其中“田野道德”问题的理解？
萧 梅：你的问题真的有点刻薄。（曹本冶：如果这是刻薄，那我恐怕会更刻薄：骗、偷、抢。）
罗亮星：这里面两个原因都有。首先对死者的追忆，起码是有的。但是也有第二个目的，希望能完成研究，我想我的目的是善意的，另外我导师知道，当地也有“挡丧”这个习俗。
萧梅：关于田野道德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再讨论；刚才那位同学提到的“传统要不要把它打破的问题”，我想这确实值得我们去思考。关键是我们对这些行为有没有反省、反省到自己在做什么，对自己的田野有没有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