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钢琴太拼命，练坏手转走作曲路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少数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华人音乐家。最初你是如何跟音乐结缘的呢？
韩永（以下简称“韩”）：我从小就酷爱音乐。我父亲是建国后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一批学生，他有很高的艺术修养。那时他是西安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经常带着我去唱片室听世界名曲，给了我很好的音乐熏陶。
记：你打小就练习作曲吗？
韩：（笑）不是的，我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中国最好的钢琴独奏家。我这人做事“一根筋”，干什么事都全身心投入。从7岁开始，我每天弹琴，除吃饭睡觉以外都在弹，弹得左右上下邻居叫苦连天。后来可能是由于练琴方法不太好，加上练习过度，16岁时把手弹坏了，手腕得了腱鞘炎，到现在还会疼，不能弹太久。
记：钢琴梦破灭之后，你就决定转向作曲？
韩：当时不清楚接下来要做什么，很沮丧。我父亲也为我想了很多招。先是给我买了把小提琴，可我拉了几天就扔下了。又从朋友那儿借了只黑管，我吹了几天也丢到一边了。当时感到很茫然。就在这个时候，我姐姐任教的学校要推出文艺节目到市里比赛，她让我试着为他们写首曲子，我答应了。我记得很清楚，那首曲子是我钻到当时的一个建筑工地的砖头堆里创作出来的。没想到我的这个处女作在全市的比赛里竟然得了第二名！经小孩们一唱，这首歌一下子就在校园里传唱开了。我很惊喜。接着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就正式开始了学作曲。
记：据说你后来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生涯也是出尽风头。
韩：（笑）有吗？是不是你从哪儿听说了，我穿大红羽绒衣，闹得满城风雨的事？还是听说了我一星期喝五次啤酒，在系里被点名的事？但愿不是这些吧。风头我是出了一些，在大四时，我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它在全国青年作曲家研讨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后来世界著名英国作曲家蒂佩特在听完这个作品后说：“他不是一个学生，他是一个成熟的作曲家。”
记：毕业后你在国内的创作情况怎样？
韩：当时除了创作音乐会曲目外，更多的是为电影、电视、唱片公司作曲。在创作中我总是希望能有些新的想法，例如1986年为黄建新的电影《错位》写的电影音乐，全部用的是打击乐器，在中国电影界引起很大轰动。陈凯歌的妹妹、影评家陈凯燕说：“我没在中国电影音乐里听到过比这更好的音乐了”。那时我和同班同学许舒亚一起被誉为上海青年作曲界的“两条龙”。
纽约18年，《七段锦》和《中心漂移》是两座里程碑
记：你在上海发展得这么好，为什么会想到移居美国呢？
韩：当时国内兴起了文革后的第一个出国热潮。我们同届的学友多半都出去了。那个时候不出国好像就是不对的。你会经常听到别人问“你怎么还在这儿呢？”而美国纽约作为世界的文化经济中心，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搞艺术的人总希望到文化的心脏中去泡一泡。
记：初到美国，你怎么克服语言的障碍和生存的挑战？
韩：我去的时候还不太会讲英语。记得我闹过这么个笑话。一个美国人问我：“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回答：“下个月。”他眼睛里突然露出了茫然。（笑，我想说的是上个月）后来我为此进入纽约亨特大学恶补英语，并赶快找了家中国餐馆送外卖，一边上学一边打工挣钱让自己生活下去。
记：这段适应期你有作曲吗？两国的文化差异对你作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韩：基本上没有作曲。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开始的那段时间，我更多的是反思和对比这种差异。比如说，美国人表面上看起来是以个体意识为主导的，而中国人是以群体意识为主导的。有一个很小的生活现象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人写信封是由大到小，如：中国，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1号5栋2单元，某某人，你是最后的。而美国人的写法是正好相反，个人是第一位的。但这种表面上的现象却在深层意识里又刚好是反过来的。在这种不同的文化氛围里，我首先要调整自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同时也反过来对中国文化产生新的看法。俗话说“身在蜜中不知甜”，长时间生活在一种环境里，感觉就会迟钝。当跳出来回头看中国文化时，所有感觉都被激活了，发觉原来在自己身边有那么多丰富的素材没捕捉到。这个反思、顿悟的过程对我的音乐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记：从什么时候开始回归到作曲中来？
韩：当时我在一家时装公司干得不错，当到了经理。当知道我要走的时候，老板提出转让20％的股份盛情挽留，但我还是离开了这家公司开始自己的创作。1995年，我应纽约长风乐团之约，创作了中国民乐《七段锦》，在林肯中心首演后，当地的中文报纸写道：“我们在韩永的作品里听到了中国音乐的新声。”
记：初试锋芒就获得了成功，《七段锦》可说是为你打开了美国的音乐殿堂之门。
韩：可以这么说。因为演出结束后引起了很多美国音乐团体对我的兴趣，马上有不少乐团约我为他们创作。后来有一次，当我的作品《光的折叠》演奏结束后，一个美国人过来对我说：“很少有现代作曲家的作品能打动我，但你的音乐太让我感动了！”原来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奥费斯室内交响乐团（OrpheusChamberOrchestra）的音乐总监朱利安（JulianFifer）。后来他委托我为他们创作一个作品，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去首演。我真是太兴奋了！卡内基音乐厅是世界音乐厅之最，如同皇冠上的宝石，作品能进入卡内基音乐厅演奏是每个作曲家的梦想。
记：描述一下你当时心情和创作的情形吧。
韩：我当时非常的兴奋，全身的细胞都开始为创作而活跃起来。我立刻开始了没日，没夜，没周末，全身心投入的创作阶段。有时写得很顺利，有时却找不到任何感觉。有时写了一两个星期后还是不满意，又全部推倒重来。就这样几易其稿，五个月后终于写完了自己非常满意的一个作品。当朱利安听完我从电脑里放出的音乐后喊道：“哇，一个传世作品出来了！”我给这个作品起了个名字叫《中心飘移》，它的创作灵感来自《易经》，受了阴阳理念的启发。里面有不少中国文化元素。
记：《中心漂移》在卡内基音乐厅上演的情况如何？
韩：在艺术的最高殿堂，由世界一流乐队演奏，与贝多芬、莫扎特、拉维尔等世界著名作曲家的作品同台演出，这无疑是对我艺术水准的最高肯定。演出那天我整个处于兴奋状态，当全场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似乎还在梦境里。演出结束后有很多听众对我说，“你的音乐真是太新颖了，色彩太丰富了。第二天，《纽约时报》用醒目大标题“凯旋战胜了混乱”报道了这场演奏会，里面评价道：“韩永的音乐使你听完后还想再听。”在《纽约时报》能得到这样的评论真是让我感到欣慰。
记：从此，你进入了艺术生涯的高峰时期？
韩：当然委托是更多了，而且是更大了，更重要了。比如受美国作曲家机构委托，为庆祝千禧之年的“大陆协和”项目——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音乐项目，我创作了《生肖图》，是根据十二生肖为民乐和大交响乐队而作。为大提琴家马友友的委托，我创作了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触摸时间》室内乐，并获世界著名音乐节坦葛伍德（Tangerwood）首演的殊荣。演出结束后，友友对我说：“你的音乐太神奇了。”又为世界著名意大利电影导演埃马尔诺·奥尔米（ErmannoOlmi）导演的意、英、法合拍电影《在屏风后歌唱》配乐，并由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录音。很幸运，这部音乐受到世界最为著名的电影音乐杂志《MusicfromtheMovies》高度赞赏，被评为与谭盾的《卧虎藏龙》同级的电影音乐。
文化最终决定一个城市是否有吸引力
记：你在纽约发展得不错，为什么会重新回到国内？
韩：一个城市吸引我并非是物质上的舒适，而是看自己能不能在那儿得到新的精神养料。在我近些年的回国中，我看到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总有一种很强的冲动，要为我的国家做些什么。另外，我十八年的纽约生活中，美国赋予我的时代精神已进入了我的血液，可以说已经是我身心的一部分了。我怕呆久后会进入“身在蜜中不知甜”的状态里。
记：国内那么多城市，为何对深圳情有独钟？
韩：我第一次来深圳是1986年，为黄建新导演的电影《错位》作曲来体验生活的。当然那时深圳刚刚开始建设，印象不太多了。只记得国贸大厦的旋转餐厅和沙头角的中英街。出国后，由于我的一些老友在深圳，每次回国我都要来看看他们。同时我看到了深圳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每每都会令我感到震撼。
记：深圳音乐厅今年有望开业，它该有怎样定位呢？
韩：在我看来，深圳音乐厅首先应该办成服务深圳市民、普及音乐、提高市民音乐修养的中心。做到把中国的优秀演出和世界优秀演出引进来的基地。目前还不能定位成国际性的音乐厅。这不是房子盖得不好，而是因为目前深圳尚不具备这样的文化凝聚力和高级人才。深圳音乐厅应务实，文化的东西与盖楼不一样，不是一朝一夕说有就有的，需要积淀。深圳北有广州，南有香港，在文化上还有许多地方要向他们学习。日本东京想做成世界的文化中心城市之一，不知花了多少时间也还没做起来。我想可能也是因为人才没到位的缘故吧。
记：国外在普及音乐方面哪些做法值得深圳音乐厅借鉴？
韩：在深圳听音乐会经常会听到观众席里的手机声和孩子的吵闹声。而国外严肃音乐会是不准带孩子去的，那些深奥的音乐他们听不懂，不适合他们。他们是坐不住的。他们反倒影响了成年人的欣赏。可以在周六、周日有专场的儿童音乐会。这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还有电视媒体传播音乐的功能应充分发挥起来，可以有一个频道专门是艺术的。音乐教育必须从孩子做起。
记：对于深圳音乐厅的开业，你有什么样的设想？
韩：音乐厅的开业，一般都会委托作曲家专门为此创作一个作品。我想深圳音乐厅开业时，应该有场大型多媒体，最好是题材也是深圳的交响音乐会。对25年来的深圳精神、深圳能量、深圳节奏、深圳情感及整个深圳的立体架构，都吸纳融合表达出来。我想这个关于深圳的作品出来会是轰动的，是能被历史记住的，甚至可以拿到世界上巡回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