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容与形式及技法的统一，是艺术作品成功的第一要素。莫扎特音乐和声的清丽、透明，配器的单纯、简洁，与其内容的天真、高贵，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华格纳音乐和声对位的复杂、丰富、多变，配器的宏大，厚重，与其内容的英雄性，所表现人性的矛盾及复杂性，也同样是互为因果。类似莫扎特的内容而用华格纳的技法，类似华格纳的内容而用莫扎特的技法；非莫扎特、华格纳的内容而用莫扎特、华格纳的技法，都是东施效颦，愚不可及，绝无成功之理。
二、边听萧斯塔可维奇的第十一交响乐，边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真是一奇特的享受。萧氏与金庸，似乎在不同时空，用不同媒体，在说同一样事情。小说主角萧峰的悲凉身世，悲剧故事，与萧氏的音乐处处吻合；萧氏音乐中的悲哀、怨愤、杀伐之气，以及那种他人所无的排山倒海冲击力，处处可在小说中找到印证。有点可惜的是老萧给他的音乐加了个大煞风景的标题。如萧氏仍在世，当建议他把标题拿掉。
三、贝多芬是英雄，萧斯塔可维奇也是英雄。莫扎特不是英雄，是天使，是神仙。贝氏和萧氏的音乐是入世的。莫扎特的音乐是出世的。在萧氏的音乐中，找不到莫扎特那种天使般的单纯、柔美；在莫扎特的音乐中，也找不到萧氏那种人生百态，特别是那种满腹牢骚，
愤世嫉俗。
四、反复听萧氏的第一、第五、第十一交响乐，觉得他的音乐有几个显著特点：1大——气势大、结构大、变化幅度大。2对位特别丰富——与二流作曲家如阿镗等相比。3偏重内心描写——与偏重外景外物描写的作曲家如德彪西、史特拉文斯基等相比。4喜欢把弦、木、铜三组乐器当作三件乐器来使用，效果甚佳。不喜欢他的是常有尖锐、刺耳的不雅之声。
五、萧氏十八岁写成的第一交响乐，已达令人百听不厌之境。如果“就文学来说，莎士比亚是上天给英国最厚的赏赐；就诗而言，杜甫是上天给中国最厚的赏赐”（黄国彬语，见“中国三大诗人新论”）；那么，就音乐而论，萧氏大概是上天给俄国的最厚赏赐了。
六、对位功夫就像武功中的内功、内力。内力高强之人，任何招式使出来，都威力强大；缺乏内功之人，再高明的招式到了手里都会变成花拳绣脚，中看不中用。
七、柯伯伦的作品经不起听，主要是对位不丰富，常常只是旋律加伴奏，太单薄。
八、听遍诸大家的作品后，觉得作曲最重要的功力还是对位。不管结构派或色彩派，不管传统或现代，不管抒内心之情还是写外界景物，对位高明的作品就立得住，对位差劲的就立不住。巴赫万岁！
九、格纳与史特拉文斯基这两位管弦乐法的顶尖高手，究竟谁更高段？论奇诡变幻，史氏无人可比。论气魄雄浑，华氏更胜一筹。华氏的音乐“人”味多些，是正中见奇。史氏的音乐，“野”味多些，是奇中见正。如以此把华氏排在史氏之前，不知史氏在天之灵服气否？
十、把马勒和拉威乐的管弦乐作品比较一下，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勒是结构派，线条派；拉威尔是色彩派，音响效果派。马勒的作品，把其配器改变一下，当然其色彩会跟着改变，但其总的音乐效果仍然成立，不会大变。拉威尔的作品，则绝不能改动其配器。如把其所使用的乐器改变一下，不但会面目全非，连能否奏得出来都是问题。从整个管弦乐历史来看，巴赫、贝多芬、布拉姆斯都可归为结构派；勃辽兹、里姆斯基.柯萨柯夫、德彪西、史特拉文斯基可归为色彩派。华格纳则是介乎两派之间，兼具两派之长的人物。
十一、拉威尔的“小丑的晨歌”一曲，听钢琴原作，不大听得出味道，听其管弦乐改编曲，则有如看光彩夺目的奇珍异宝展览，每一句，每一个音都充满夺人心魄的奇光异彩。有人用独奏乐器的语言写管弦乐曲，有人用管弦乐曲的语言写独奏曲，拉威尔无疑是后者。
十二、拉威尔的“波丽露”，固然是配器的典范之作，同时也是旋律、节奏的典范之作。如果没有那样一段色彩和节奏均变化多端，令人百听不厌、百听不明（如不是看着谱硬背，相信一般人听上一百次也无法准确地把谱记出来）的旋律，单凭在配器和声上变换花样，该曲不会如此精彩。
十三、理查.史特劳斯的作品，谱上复杂、音符很多，但效果常不大出得来。他喜用快速、短音、高音，跟华格纳正好相反。华氏喜用慢速、长音、低音。以招式的变化论，也许二人不分高下。如以招式的威力论，则华氏遥遥领先，非史氏可比。
十四、偶与书画家张弘、徐云叔谈及书画雅俗高低的缘由。张说“不自然的东西一定俗”。徐说“太容易做到的东西不会高”。合二人之说，则是“技艺高而出乎自然，等于高雅”。用此标准评乐，不也正适合么？
十五、听史特拉文斯基的“火鸟”和“春之祭”，深觉史氏真是不世出的奇才。难到极点，新到极点，效果好到极点的招式，在他手里使出来，就好像流水从高处向低处流一样自然、容易。对庸才如阿镗者来说，连模仿他，偷学他的东西，都极不容易呢！
十六、史氏的“火鸟”全曲原谱与组曲曲谱，在配器和记谱上都有不少不同之处。此事至少说明一点：史氏创作精益求精，一改再改，绝不轻易放过任何可以改得更合理、更完美之处。真是“那里有天才”之又一例证。
十七、对着总谱细听亨德尔的“弥赛亚”，完全服了。其音乐精神的向上，对位的巧妙，结构的精密，内涵的充实，素材的简炼，恐怕三百年后的今人，也没有一个能写得出来。难怪有人悲观地断定，时至今日，古典音乐在创作上已难有作为，能有作为的只有唱奏和欣赏。
十八、听巴赫的“马太受难乐”和“B小调弥撒曲”，觉得巴赫的音乐无疑比亨德尔的音乐更严谨、更复杂、更精妙，但旋律却不及亨的优美、活泼、雅俗共赏。也许，巴赫比亨德尔更神圣，亨德尔却比巴哈更易令人亲近。
十九、试模仿巴赫、亨德尔的赋格式合唱曲，自己来写几句，发现那是难似登天，不大好玩的事。其情形跟金庸在“侠客行”中描写那些功力不够的人，硬看极其高深的武功图谱，一个个变得昏头昏脑，以至倒下、发狂、发疯，颇有点类似。
二十、一般歌曲，是一段定江山——只要有一段写得精彩，整首歌就立得住。可是赋格曲，却是一句定江山——整首曲子，都是根据这一句衍生、发展、变化出来。如这一句立不住，整首曲子也就立不住了。如此说来，赋格曲固然在技巧上是登峰造极的形式，可是，“智”的成份往往多于“心”的成份，所以不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以至逐渐式微。这种对格律的要求比我国的七言律诗还要严格的形式，只有在少数几位真正大师手里，才能成为心、智、情、理兼具的乐苑奇葩。
二十一、听贝多芬的所罗门弥撒曲，有点受不了那种神经质和粗暴。宗教合唱音乐，也许巴哈和亨德尔已到达顶峰，后来者已无人可跟他们在“正宗”、“正格”上相比。可是，“偏锋”、“变格”要与“正宗”、“正格”争一夕长短，谈何容易！
二十二、布拉姆兹的德国安魂曲，美到了极点。用这样美的音乐来悼念、陪伴死者，真是人类文明登峰造极的表现。比起中国传统追悼死者的恐怖气氛和凄厉哭声来，文明太多了。
二十三、常听到“流行歌曲与艺术歌曲的分别在那里”一类问题，甚至听到“艺术歌曲应向流行歌曲*拢、学习”一类建议。其实，只要把常用来形容好的艺术歌曲之词语，如“崇高”、“高贵”、“深厚”、“震撼人心”等，与常用来形容好的流行歌曲之词语，如“够劲”、“好甜”、“有磁性”、“一听就会唱”等加以比较，便可明白二者之分别。至于二者是否应该和能够互相*近、溶合，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人都有两面，一面是动物性的，如食、色、玩乐；另一面是精神性的，如宗教、文化、伦理。一万年后，二者还是会并存，决不会合二为一。
二十四、有人的语言，动物有动物的语言，绘画有绘画的语言，舞蹈有舞蹈的语言。管弦乐，也有管弦乐的语言。
何谓“管弦乐语言”？此问甚难答，近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类。然而，也非绝对不可答。以一句一段来说，能用人声唱出来，或能用一件单音乐器奏出来的，一般都不是管弦乐语言，而是歌曲或某件独奏乐器的语言。单件乐器奏来如拆碎之七宝楼台，不成片断，数件或全部乐器总合奏出来才完美无缺的，便是管弦乐语言。连续较长时间使用同样乐器或乐器组合的，一般不是管弦乐语言；较频繁地变换乐器或乐器组合的，是管弦乐语言。很容易改编成钢琴谱，可以在钢琴上完整无缺地弹奏出来的，一般不是管弦乐语言；很难改编成钢琴谱，不大可能在钢琴上完整无缺地弹奏出来的，是管弦乐语言。
二十五、以管弦乐语言的丰富来为古今中外的管弦乐曲排名次，史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第一。为方便分类、归纳、记忆、学习，笔者曾借用中国武术招式名称，给华格纳、拉威尔、史特拉文斯基等管弦乐大师的各种技巧、手法命名。结果发现，在同一作品内，论招式之丰富、多变、奇诡、险绝，史氏之“火鸟”比较他人之作品，不但遥遥领先，连他本人的其它作品也没有一首能及得上。
二十六、火鸟”中的招式，简略列举如下（括号内之号码为组曲谱之编号）：此起彼落（２），长中有短（３），震音碎音（３），变化琶音（５），群鸡啄米（９），重重叠叠（１０），爬上爬下（１２），机枪连发（１３），拨弦敲弦（２６），珠前线后（３４），前呼后应（３９），以静衬动（６２），纵横交错（６９），旧酒新瓶（６９至８０），群雄助威（８９），拆碎楼台（９３），紧拉慢唱（９６），马不停蹄（９８），接力赛跑（１０４）。此外，在全曲原谱中才有的招式及不必举例的招式尚有：鼓声掀浪，群兽怒吼，刚柔相济，一花独放，好事成双......等等。可惜笔者拙于文才，不能像金庸写武侠小说一样，给这些技法想出更美更准更绝的名称，乃一憾事。
二十七、华格纳的“尼贝龙指环”套歌剧之管弦乐片断，有些史氏所无招式：水银泻地，四管齐鸣，以高伴低，弦木伴铜，你问我答，不分彼此，千军万马，一统天下。有兴趣研究者宜自己去找“那里是那里”，此处恕不公开“谜底”。
二十八、史氏“春之祭”的管弦乐法，最特出的一招是把整个乐队当作一件打击乐器来使用。以此招表现原始、粗野，不可谓不成功。可是，这实在是险到极点，近乎旁门左道的招式，稍为拿捏不准，便会“未伤敌而先伤已”。后来一些无此功力又无此内涵的东施之辈，滥用此招，把乐坛弄得一片剌耳鬼叫之声，想这并不是史氏所乐于见到之事吧？
二十九、“用非管弦乐语言写管弦乐乐曲”，例子可举舒伯特为“露莎孟德”所写的芭蕾音乐。虽然该曲充满旋律美，句句可唱，但是，缺少对位，缺少戏剧性，缺少强烈的色彩变化和织体变化，从头至尾只是旋律加伴奏，而且主要旋律都是颇为呆板的歌谣式节奏。以管弦乐曲论，这当然不算成功之作。请读者勿误会庸才阿镗居然敢大贬天才舒伯特。以作品的充满灵性、诗意、旋律和声的美而自然、多变论，舒伯特是无人可及的。缺少第一流的对位技术而被公认为第一流作曲家，古今中外只有一位舒伯特。他三十一岁便英年早逝，可是给人类的音乐宝库留下了多少无价珍宝！阿镗对他连崇拜、欣赏、可惜都来不及，怎敢乱贬？怎忍乱贬？想指出的仅是：如缺少足够的技艺与功力（包括对所写之形式的了解和掌握），天才如舒伯特也会有不成功之作。凡夫俗子如我辈，欲写好一曲半曲，能马虎乎？能偷懒乎？能骗人乎？
三十、欣赏音乐难不难？说不难，何以钟子期一死，俞伯牙便从此不再抚琴？可见知音不易得，赏乐相当难。说难，则何以除聋哑之人，生平不喜欢任何音乐，不曾自己哼唱过几句的人几乎找不到？可见音乐人人都能赏，绝非贵族之专利品。结论是：不同的人欣赏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音乐需要不同的人来欣赏。欲赏乐者，不能不先弄清楚，自己是何种人，宜赏何种乐；欲人赏乐者，也要先弄清楚，自己有的是何种音乐，需要何种人才宜欣赏。如此，则不会有人埋怨欲赏无乐，有人埋怨有乐无人赏。
三十一、所谓“”知音难求，是指确实优秀，却尚无人知的作家作品，不易遇到能赏识的人。时至今日，谁不会说“巴赫伟大”、“我喜欢贝多芬”？可是，伟大的巴哈去世后，整整一百年默默无闻，直到孟德尔松历尽艰辛，把他的“马太受难乐”排演出来后，世人才知道有巴哈。如问巴哈的在天之灵：“千万世人尊称您为音乐之父，究竟谁是你的真正知音？”大概巴哈会毫不考虑地答：“孟德尔松！”
三十二、赏乐如赏诗、赏画，以“耐”字为高。诗要耐吟、画要耐看、乐要耐听。把柴可夫斯基和西贝柳斯的小提琴协奏曲相比较，相信一般人初听都会喜欢柴多于西。可是听到十次二十次以上，情形就很可能反过来，品位较高者会觉得柴协“腻”，西协却越听越有味。以此断高下，自然是西高于柴。
三十三、如追根究底下去，是什么因素造成一件作品“耐”或“不耐”？这是极难答的问题。就音乐来说，一般情形是厚重、含蓄，抒内心之情的作品比轻巧、华丽，描写外界景物的作品耐听；对位丰富的作品比对位贫乏的作品耐听。但也不尽然。莫扎特的作品并不厚重，舒伯特的作品对位并不丰富，史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以描写外界景物的居多，但都很耐听。无可争议的是：情深情真的作品一定比情浅情假的作品耐听。
三十四、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的同异之处何在？同者，都讲求好听、高雅、有意境。异者，一、中乐音阶一般是五至九声，西乐音阶是七至十二声。三、中乐一般不转调，西乐大量转调。四、中乐器高音强低音弱，各种乐器的音色不易溶为一团，西乐器高中低音较平衡，大多数乐器的音色可溶为一体。五、中乐创作的思维一般是“砌砖式”，即越加越高，越加越长；西乐创作思维一般是“细胞分裂式”，即越变越多，越变越长。由此看来，西方古典音乐是已高而不易再高，中国传统音乐是不高而大有机会再高。
三十五、汉族传统音乐的精华不在民歌而在戏曲。以内容的雅俗兼备，调式、曲式、旋律、节奏的丰富论，民歌都远不如戏曲。汉族民歌之中，热情向上，深沉厚重，耐人回味的比例不多；哀怨求怜，轻浮油滑，了无余味的数量不少。好在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不少少数民族的民歌相当健康、纯朴、清新、丰富。
三十六、广东音乐、粤剧音乐，基本上是平民音乐、俗音乐。其特点是好听之中带几分油滑；欲登大雅之堂，有待化俗为雅。如何化法？取其好听，去其油滑，增其刚阳之气，减其哀怨之味。
三十七、论音乐充满刚阳气，古今中外，无人可与贝多芬相比。贝多芬的作品，充满力感，永远激励人向上。有句话说：“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也许还可以这么说：“爱听贝多芬音乐的人不会颓唐不振。”
三十八、每次听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第四乐章，都有把灵魂清洗了一遍和跟最好的老师上了一堂作曲课的感觉。这真是一首神圣、神奇、集大成的至尊之作——一般人都能接受和喜欢它简单、易唱、好听的主题旋律；行家不能不佩服它极其高明的作曲技巧；政治家可从中体会出人类最崇高、最终极的政治理念；宗教家会认同其众生平等，人类互爱，神伟大，人渺小的精神；哲学家会发现它用最抽象而直接的语言，把他们用长篇大论都讲不清楚的意思和道理，全明明白白地讲了出来；建筑师和数学家会惊叹其总体结构的庞大精妙，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互相关联而经得起严格分析、计算；文人雅士可从中引发诸多联想甚至由此产生新的创作灵感......假如世界上只准留下一首乐曲，其他统统不准存在（当然包括笔者敝帚自珍的数十首小作品在内），别无选择，我只好略带痛苦地把这一票投给贝多芬这首“欢乐颂”。
三十九、选词作曲——词长不如词短，情短不如情长。
四十、赏乐三部曲——一、多听，二、多听，三、还是多听。多听自能出味道，多听自能辨高低，多听自然成乐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