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05级研究生 李世军
内容提要：冯文慈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史学家、音乐教育家，辛勤耕耘于中国音乐史学这块土地上数十载，在教学与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关键词：冯文慈；史学观；创新
冯文慈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史学家、教育家。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中，以出色的教学与学术成果在中国音乐史学科发展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尤其是在治史与学术规范、史学争鸣与创新方面为中国音乐史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治史与学术规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音乐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由于解除“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影响和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
初步打破了一些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经过十多年的长足发展已经开始渐趋繁荣起来。中国音乐史学在整个社会思想大解放潮流的拍击下，在某些研究课题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和深化，同时也表现出在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当时中国音乐学作为一个总体学科的方法论探索并不活跃，仅见出版的音乐史论著作大都过分强调宏观研究，较少关注微观研究，限制了本学科的发展。这种状况引起了具有远见卓识的音乐史学者们的警觉，由此，中国音乐史学方法论的问题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冯文慈就是对中国音乐史学方法论做出最早探索的其中一员，他认为“对宏观研究和西方史学理论的倡导，常常伴随对传统微观研究方法的批评，特别是针对传统考据学、训诂、校勘等等的贬评，甚至把它们视为建设新史学、开展新方法的障碍，我却认为不妥，同时也并不适合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对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现状来说，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都需要，都大有天地，都大有可为。史学史提示我们，有功底的史家，常常是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宏观，在宏观研究的俯视下展开微观”。（1）如此宏大的学术胸怀，也是史家不断追求的向往。“历史‘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是‘过去的事件跟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之间的交谈’，‘是今天的社会跟昨天的社会之间的对话’”。（2）基于此，他认为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从宏观上看，就纵向研究而言，古史学者有必要尽量向近现代当代延伸，而近现代当代史学者有必要尽量向古代追溯。虽然学有专攻，研究课题不一定涉足太广，但这种延伸和追溯有助于加强学者现实感与历史感的统一与协调。古史学者延伸到近现代当代，不仅可以为逆向研究提供依据，而且由于现实感加强了，更便于推动灵感性思维，去触发古史中的关节。至于近现代当代学者向古代追溯，意义就更为明显，……不知古，何以知今?不知今，也难以御古。”（3）这种研究方法是学术与社会双边互动完成的，无疑把音乐史研究推向更深、更广的层次。就微观一方面，他又谈到:“对于纵向联系进行科学研究时，可以有两种考察的方法，一种是顺向考察，一种是逆向考察。同时，‘任何科学的历史考察，都应当是相反方向的两种考察的辨证结合。’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工作中，从宏观方面说，也可分为纵向联系方面的研究和横向联系方面的研究：前者主要研究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后者主要研究各个阶段的特点、作品、音乐家等等与同一阶段的社会生活、思潮以及其它文艺体裁等等的联系。这两种性质的研究经常是互相结合、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的。同时，在纵向研究中，由先及后、由古及今、由原因到结果的顺向考察，和由后及先、由今及古、由结果到原因的逆向考察，也时常是互相串结、互相验证的”（4）他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要用唯物史观的现代科学方法治史，研究音乐的发展过程与规律，阐释音乐历史事件和现象，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开拓出一片新视野。对于“逆向考察”之方法的现实意义，郑祖襄有过客观和理性的评述:“‘逆向考察’作为一种专门的研究方法被提出来则是80年代。‘逆向考察’被提出来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研究有意识地从这方面去考虑问题、寻找材料，上面讲到的乐律学、乐谱学、古代少数民族音乐、曲调考证等各方面的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结合运用着逆向考察的方法。逆向考察方法从各方面丰富和推动了研究的深入。”（5）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音乐史学就与诸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了八十年代末，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就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史学的主要研究趋势。冯文慈当时就提出“就横向研究而言，中国音乐史学向相关学科的靠拢，近年已有明显趋势。这不仅是由于受到当代文化潮流的影响，更是音乐史研究工作本身深化的必然结果。中国音乐史学本是中国通史下属专史之一，它需要和通史以及其内部诸学科如文化考古、文学艺术史、哲学史等进行交融……”“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领域的某些学科，由于史料欠缺或不足，采取逆向研究的方法，假设的方法，可能机会要更多些。”（6）凸现出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工作者必须具备多学科的整合能力才能使研究工作深化。正像王学典说的那样“西方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的传入与流行，是近20年间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事件。这大大改变了大陆史学的走向，特别是激发了跨学科史学的勃兴。在西方的‘中国学’的压力与诱导下，从课题选择上，近十几年来的中国史界正在实现的两大转移，即垂直转移和平行转移。与此同时，史学界已开始向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努力借取方法、模式和认识能力，并用这些学科的学理去阐释相应的历史现象。”（7）事实证明，无论“顺向”或“逆向”，无论“垂直 ”或“平行”，其关照的焦点——“历史真实”，而“史实”却基于文献史料之上。要使音乐史学走上合理性层面，必须使研究方法与文献史料得以高度整合。既用专业性的方法，进行专门性之史料收集、整理与解读;又用文献史料，进行对研究方法之衡量与考验。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由此所做之研究，才更趋于历史原貌。这就是冯文慈治史方法与学术规范之关键所在。纵观当时中国音乐史的研究现状，冯文慈认为“中国音乐史学所需要的多元化方法，只能在史学发展过程中，随课题范围的扩大而日趋完善;学人驾驭史学方法的思维能力的提高，也只能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解决。”（8）
冯文慈从学科的运思中敏锐地感受到，只有在多学科方法的滋养下，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范围才能得以拓展，才能从宏观上把握，以此推动微观研究。我们从他的音乐史学研究中，不仅可以看到传统音乐史学研究方法有效的继承和运用，而且又能够看到在学术发展中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这种治史方法不但启迪了当时的学界，而且影响现在，直至将来。冯文慈提出的中国音乐史宏观研究方法，特别是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方法论的阐释，给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深化注入了兴奋剂，对摆脱传统封闭的研究模式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提出的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对中国音乐史学前景的乐观展望，对中国音乐史的教学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具有建设性意义。
二、史学争鸣与创新
“就中国音乐史学来说，和其它许多学科类似，同样需要回顾百余年、五十余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灾难性的十年。我认为，需要反思——这方面中国音乐史学做得如何?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事实上看法是存在着分歧的。我认为，主要的问题可能是，有的学者并没有如实估计‘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对于中国音乐史学的侵蚀和危害。”（9）从上面一席话语我们可以领悟到，冯文慈勇于面对历史，剖析自己，对历史上出现的“‘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种批判精神，致使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音乐史学界进行了回顾与反思，从而对杨荫浏的评价和“重写音乐史”成为两个重要与激烈争论的热点或焦点。
杨荫浏先生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学家，《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册)，是继《中国音乐史纲》后丰碑性的音乐史著作;它凝聚了杨荫浏先生毕生的心血,是二十世纪中国音乐学最具代表的专著。在这部图文并茂的65万言的专著里，以恢宏的结构、翔实的资料，征服了后辈学人。有学者这样评说:“我们更多的后学者是从那本《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册)了解杨荫浏先生的。这本著作现已流传于国内外，是高校教授中国古代音乐史的主要参考资料。作为音乐史学家，其学术价值已成共识。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他是二十世纪中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10）也许是历史和学术的需要，二十世纪末，《音乐研究》有关编委向冯文慈约稿，希望写些评论促进学术争鸣。冯文慈 “考虑到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同时又考虑到‘左’倾思潮对它的负面影响需要反思和消除，因此将论题定在评沦《史稿》。”（11）随之连续发表了《崇古与饰古——杨著(史稿)择评之一》、《雅乐新论:转向唯物史观路途中的迷失——杨著(史稿)择评之二》、《防范心态与理性思考一杨著(史稿)择评之三》、《转向唯物史观的起步——略评〈史稿〉的历史地位》等文章，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多方面、多角度实事求是地评述了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冯文慈首先肯定了《史稿》的历史地位和它的学术价值，认为“杨荫浏先生是现代卓有贡献的音乐学家、音乐史学家。我个人总觉得，近二十余年来对其贡献的研究虽不断深入，但似乎仍有待扩展，而对其失误的揭示和研究则相当薄弱。其实，当杨先生在世时，在我和同行们进行学术探讨特别是闲谈时，也免不了会谈到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弱点，其中就包括‘想把史实说得越古越好’之类，这时人们仅没有因此贬低其重大成就的意图和心态。但是这类意兴所至的谈助，就我眼界所及，似乎至今又从未见诸文字发表。今天回想起来，这是为什么?特别是从促进‘百家争鸣’，推进音乐史学术事业的角度来考虑，难道不值得认真思索么?”。（12）文章发表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杨荫浏先生的历史功绩及其《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争鸣与反思。对此问题展开讨论进行商榷发表的文章有:向延生的《再谈杨荫浏先生的‘防范心态’》，孔培培、闻道(刘再生)的《也谈“崇古”、“防范心态”与 “唯物史观”——与冯文慈先生商榷对一代宗师杨荫浏的评价》，刘再生的《评价历史人物的求实精神——再谈对杨荫浏的评价》等。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与冯文慈展开深入的辩论。他(她)们认为:“先生(冯文慈，笔者注)论文中自然有许多真知灼见，读后受益匪浅，但是，就文中提到的“崇古饰古”、“唯物史观的迷失”以及“防范心态”的三种观点和学术界对杨荫浏及其《史稿》的一贯评价存在着极大的反差，”。同时还认为:“冯文慈先生是一位我们尊重的学者，也是治学一贯严谨的音乐学家。……拜读了冯先生的‘择评’系列论文，我们不禁反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严谨与偏颇为何会发生在同一位学者的身上?是当前经济大潮冲击下，学风浮躁、急于求成的一种反映?抑或是思想方法片面性带来的不良后果?甚至是心灵深处尚潜伏着‘左’倾流海的病根?我们不敢妄下结论。”（13）也有许多学者认同冯文慈先生的意见，如“陈应时则从冯文慈先生最近评述《中国音乐史稿》的系列文章谈起，认为杨先生如在世，是一定会欢迎这样的不同意见的。因为他曾经在1972年，由吉联抗先生转呈两篇文章，与杨先生在学术上进行了不同意见的讨论。杨先生看了论文后，不但没有生气，还带信请陈吃饭。‘他说，你的文章很好，我要把这篇文章给全所的青年研究人员传阅。……而后来在《史稿》以及1978年再版的姜白石研究中，先生都作了修改。’”（14）此外，还有学者对杨荫浏先生撰写的两部中国音乐通史《史纲》与《史稿》进行了比较研究。笔者认为任何事物、任何人和任何理论都会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人的认识的局限，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对于任何一位历史学家与任何一部历史研究的著作，无论他(她)的为人多么的高尚和其研究方法与著作的学术价值如何，我们都应该持着审慎与宽容的态度，从客观的角度出发去进行评价。对专著中存在的一切缺点和不足，我们都应该真诚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认识；只有这样，历史研究才能不断丰富，史学研究才能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得到发展。冯文慈正是抱着如此的态度，以坦荡和自我超越的精神，使得他的评述表现出一片赤诚与光彩。
“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音乐史的‘重写’就是常常发生、极其自然的学术行为。世纪之交，一个学术思想越来越自由多元的时代，人们或许难以想像黄旭东、戴鹏海、陈聆群、冯文慈、梁茂春、居其宏、冯灿文、张静蔚、戴嘉仿等学术前辈旗帜鲜明地提出‘重写音乐史’主张的勇气及所引起的强烈震动。”（15）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香港的刘靖之最早提出了“重写音乐史”，1998年黄旭东发表文章《要还近代音乐史以本来面目，要给前辈音乐家以科学评价——评汪毓和先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发表在《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3期)，对教材《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提出批评;而后2001年戴鹏海发表了《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提的话题》(发表在《音乐艺术》2001年1期)，对汪毓和的专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正式提出了批评的意见和重写的要求。2002年在福建召开的“中国音乐史学会第七届年会”上，“重写音乐史”成为中心话语，在会议上冯文慈先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是从‘重写’中国近现代乐史的角度来考虑，针对当前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和高师音乐、艺术系科本科的正规教学来说，首先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是:正确处理近现代史内部古、新两个传统并存的关系，使其保持符合客观史实的平衡，以及近现代时期古老传统的发展及其与古代时期有关内容相衔接的问题。从史学论著的发展历程来看，前人写过的时段和内容，后人总需要不断地重新反复咀嚼，创造新的成果。中国音乐史也是如此。原因常常是由于:客观上发现了新史料，促成对史实的新认识;或者是主观上对史实产生了新认识，促成对史料的新开拓；乃至早先对史事认识的萌发业已成长;等等。……中国音乐史学著作也大体如此，因此它们总会打上时代的钤记。这一点不但早已有理论阐明，从音乐史学史的实际发展中也不难了解。当我们声称某部重要的或顶尖的著作无人企及、无人超越时，应该是就它在所处时期的地位而言，或者是指以某一时期为限、某一问题为限而言，而从史学史的长远发展来说，即或是某个时期的顶尖著作或早或迟终究也是会被超越的。”（16）他的“重写音乐史”观点涉及到重新构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整体框架和对一些史料进行重新认识的必要性，是对“传统与现代”二元统一的把握与诠释。学者陈聆群诚恳地评述到:“冯先生的文章提出了在中国近代音乐史教学中所存在的一个由来己久的问题，即:在本课程中只局限于讲述清末民初学堂乐歌以来的新音乐文化的历史，……从而造成了对新兴的与古老的两个实际并存的音乐传统在历史内容表述上的偏废，以致形成了理应构成一门统一学科的中国音乐史，在古代史与近现代史相互衔接上的脱节。这是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涉及到必须重新构筑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整体框架。这里就要说到对于‘新音乐’这个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出现的概念涵义的认识。如冯先生文章所说，……这两种看似发自两个极端的见解，却都以为在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中并无传统音乐的作用与历史地位。非常赞同冯先生文章给予这两种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学与研究具有极大消解作用的见解的批评，因为它们不符合于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实际。”（17）这种看法是从音乐发展的全貌和音乐史教学的客观需要对冯文慈的观点的认同。作为“史书”的撰写人和“重写”的实践者汪毓和认为:“总的赞成冯文慈提出的“两个传统同时并存”和“古今衔接”的呼吁。两个传统同时并存是客观的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但提出要两者在写史中求得“平衡”，恐怕一时难以实现。……要注意‘古今衔接’也是从精神上讲非常重要，但在实际操作上也要‘实事求是’。……要将古代史与近现代史两者进行‘衔接’就不可能同等对待。”（18）他是赞同在教学中“两个传统同时并存”和“古今衔接”观点的，但同时也理智地看到了实现的繁难性与历时性。学者张静蔚则客观和带着浓厚的情结认为“‘重写音乐史’的问题，决不仅是汪毓和编著的一本书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几个人物或事项评价问题。它涉及整个近代音乐史学科从史学观、方法论到史料建设、具体个案、史学编纂等一系列大问题”（19）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到“重写音乐史”是一项宏大而长期的工程，不是几个“个案”所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从思想观念上的彻底解放，以冷静与理智的态度去对待它。至于写什么样的音乐史，学者余峰认为:“说千道万，不如写出您认为最合理的那本自已的近代音乐史。别人可以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红色音乐史》、《台湾音乐史》、《苗族音乐史》;也可写“两个传统并存和古今衔接”的音乐史、‘一部真正能够反映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并揭示其发展规律的具有科学意义的史稿’、‘一部统一完整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一部科学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您也可以写出自已的‘专业音乐史’，没人限制、反对、妨碍。”（20）“史书”可以有多种写法，其写法可以迥然而别，可以有不同的体例与语言风格，不必强求千篇一律;要“百花齐放”，才能“百家争鸣”。正如赵沨同志说的:希望全国可以多出几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材，提出不同的看法，引出健康的争论，通过讨论批评和反批评。”（21）冯文慈提出的“重写音乐史”，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思考与启迪。有人这样评述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被宣读之后，由此引申出的“人民的音乐史”、“重写音乐史”等问题引起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22）
年近八十岁的冯文慈以善于整和各种互相冲突的观点的能力，在遭遇社会世俗的挑战，承受自我心理压力以及课题繁难情况下;以敏锐的目光和胆气最早提出择评杨荫浏的丰碑性专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和“重写音乐史”的古今总体看法，体现出冯文慈在治学上宽泛的学术视角和立于学术前沿的创新精神。这是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对自我的挑战和自我的超越，是对音乐史学的不断创新，是一次对史学创新的生命体验。他的这种追求史学创新精神的胆气和豪气是我们后辈学人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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