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最早把比较音乐学介绍到我国来的是王光祈先生。王先生曾在柏林大学师从霍恩柏斯特尔专攻音乐学。1925年，他在德国写了《东方民族之音乐》一书，向国人介绍比较音乐学。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出版此书，只当作一本“三字经”，望能“引起一部分中国同志去研究‘比较音乐学’的兴趣。”他曾满怀激情地在《东西乐制之研究》的前言中说：“吾将登昆仑之颠，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从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当时欧洲的比较音乐学家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从而在音乐学上完成“时空转换”，了解整个人类的音乐发展史。而王光祈先生研究比较音乐学的目的和他的老师不同，他不是为了从共时存在的人类音乐文化中抽理出音乐变迁的年代学顺序，也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而是为了掌握一种新的方法，用它为武器，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认识它、了解它、继承它、发展它，从而达到振奋民族精神、振兴中华的目的。
与王光祈先生同时期的人物，尚有肖友梅等。虽然肖友梅和王光祈研究的课题不同，但他研究的目的和王光祈一样，都是想用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音乐。中国人从学习比较音乐学第一天起，就是想用一种新的方法研究传统音乐，使中国音乐能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这个目的在以后一直没有改变过，它成为中国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特点。
现在大家公认1980年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的“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正式将“民族音乐学”引进了我国，此次会议是高厚永先生倡导召开的。高先生之所以倡导民族音乐学,是因为他看到这门学科的观念和方法不仅完全适用于我国从20世纪30年代起发展起来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亚非拉音乐研究”等学术领域，而且能够把我国当时尚处在闭塞状态的这些领域的研究引向一个更加宏观、更具开放性和科学性的境界，从而把十年动乱中受到摧残、当时尚处在萧条之中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亚非拉音乐研究”专业复兴起来。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使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这样，民族音乐学便在中国逐渐地确立了自身的地位。近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我国音乐学家借鉴国外民族音乐学理论、方法及最新成果，进行了扎实的研究工作，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伍国栋先生最近在总结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得失时，认为我国民族音乐学界有“迷失本位，自断血脉”、“西学母体，本源回避”和“音乐形态，本体消解”三大问题。[17]他所说的“本体消解”就是指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章，不侧重音乐方面的分析和研究，而不适当地强调人类学方面，许多文章和专著，都大谈文化背景，
却不深入研究音乐本身，“去音乐化”成为风气。针对这种风气，还有不少学者提出民族音乐学应集中讨论音乐方面的问题，蒲亨建先生还在《对我国音乐文化学研究现状的初步思考》一文中批评了不重视从音乐方面进行研究的倾向。[18]抛弃“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名称，改为“音乐人类学”也是“去音乐化”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形式。
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界来说，造成“去音乐化”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对美国学术界的盲目模仿和追随，二是民族音乐学界本身音乐修养的欠缺。
随着中美两国音乐界，特别是高等音乐教育界交流的日益频繁，美国音乐学界的种种成果和不同的思潮便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我国来，还有一些侨居海外的中国学者经常回国讲学并发表文章，向国内读者介绍美国学术界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并根据这些理论和方法对我国音乐学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向美国学术界和其他国外同行学习，也欢迎海外华人学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但对他们的学术成果、思潮、建议和意见则应首先进行分析，经过消化吸收后，再加以借鉴、运用、采纳，而不能在这些成果、思潮和意见产生的文化背景还没有搞清楚之前，就盲目地追随、模仿和附和。遗憾的是我国一些学者往往对这些成果不加批判的吸收，对这些思潮不加鉴别的追随，对这些意见和建议不加分析的采纳，便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越来越偏离音乐，越来越侧重于人类学方面。
人类学和音乐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要想在这两个学科的研究中做出成绩都不容易。但学习音乐比学习人类学的技术性更强，非经过长期训练学不好。正因为如此，学习音乐一般都要从童年开始，音乐学院要办附中和附小。但人类学不同，从大学阶段开始学习就可以，还没有听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类学人才要从附中和附小开始培养。笔者以为民族音乐界“去音乐化”的表现，一方面说明学习人类学的基本知识的确比掌握音乐学的基本技能要容易，也说明我国民族音乐界的音乐整体水平有所降低。过去戏剧界有“戏不够风雨凑”的说法，目前我国有不少民族音乐学的文章是“音乐不够人类学描述来凑”或“音乐不够XX学知识来凑”的。“音乐不够”是造成“去音乐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必须克服“去音乐化”的不良倾向，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目前我国音乐界应当提倡“民族音乐学”而不要倡导“音乐人类学”，其主要原因有二：
美国人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不但接受了“民族音乐学”，还进一步提出了“音乐人类学”的口号。美国只有200多年历史，没有多少音乐文化遗产，美国音乐学界也没有继承、发扬古老音乐文化遗产的任务。中国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有着丰富的音乐文化遗产，我国音乐学界面临如何继承、发扬56个民族的古老音乐文化遗产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不深入研究和了解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形态是不行的。为了继承和发展我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我们必须建立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体系，而这个体系到目前为止距离得以建立起来还差得很远。不要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对中国传统音乐中各种形态进行全面的、科学的总结，还没有拿出来可以和西洋“四大件”媲美的民族的“四大件”（当然这“四大件”也不一定是和声、复调、曲式、配器，也可以是“创腔”、“曲体”等），到现在为止，我们连一本比较理想的、可供广泛使用的有关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理论教科书还都没有编出来。因此，我国民族音乐学界还应当强调加强音乐学方面的研究，这不仅是我国音乐学的传统优势，也是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所决定的。
从人类学在我国发展的历史来看，虽然在20世纪前半叶有凌纯声先生在民族志著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详细描述了赫哲族音乐，在民族学的刊物上也发表过《海南黎人口琴之研究》和《连阳瑶人的音乐》等有关音乐的论文，[19]但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我国民族学界和人类学界则很少介入音乐研究领域，只发表过一、两篇文章，而且无足轻重。应当在我国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鼓励有条件的人进行“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各院校的人类学系应当开始音乐学方面的课程，努力培养人才。希望今后在我国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中出现更多像凌纯声先生那样关注音乐研究、在这方面有贡献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
音乐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目的是通过音乐理解人类的行为；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目的是从民族学的角度加深对音乐的理解，研究目的的不同决定了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和侧重面都有不同。另外，我国民族音乐学界面临的任务和美国民族音乐学界以及音乐人类学界也有很大的不同：美国没有多少音乐文化遗产，美国人的研究偏重于求知、描述和理论框架的建构；中国人学习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音乐能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这是中国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特点，欲达此目的，我国音乐界必须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民族音乐学方面。
从另一方面看，我国民族音乐学目前的从业人员几乎都是音乐家，没有像凌纯声先生那样的民族学家。我国高校的音乐系、科，一般也不开设与民族学和人类学相关的课程，学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音乐学院即使开设民族学、人类学课程，音乐学系不可能、也不应当越俎代庖地把培养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当成自己的教学任务。目前，我们既无这方面的条件，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国民族音乐学工作者大多是学音乐出身，对音乐学较熟悉，在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方面则是门外汉，音乐研究是我们的所长，人类学研究则是我们的短处。我们应加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不应当避己之长，扬己之短地去搞"音乐人类学"。这才符合我国音乐界和音乐教育界的实际情况，而"音乐人类学"，则应主要由我国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进行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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