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世界各国每年对柏林爱乐的需求都很大，你们决定这时候来中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

西蒙•拉特：我们看到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那样，那么有音乐的潜力，从老一代的林昭亮、马友友，到新一代的王健、郎朗，而我相信这些只是惊鸿一瞥，我发现古典音乐在中国重生的趋势很清晰，势头很猛，学音乐的人很有活力和雄心，这里是古典音乐的未来。重要的是年轻一代接得上班，我相信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国家肯定会有接二连三的惊喜给我们。今天的柏林爱乐里也有一部分25年前来过的演奏家，但对团里大多数人来说，这次都会是一次“寻宝记”。

记者：你说中国是音乐的未来，那么柏林爱乐近期内有没有计划演中国的新作品？

西蒙•拉特：没有。我们主要还是排演我们一直知道的、有接触的音乐，我很想，但关键是我们周围没有中国作曲家的作品给我们演，或者我们不知道有谁在那儿。我对中国的新作品基本上一无所知，亚洲的我知道韩国的女作曲家陈银淑（Unsuk Chin），演过她的作品；在日本，会有专人给我们介绍日本有哪些作曲家，风格如何，中国还缺乏这一步。

记者：相对而言你对中国的演奏家倒比较熟悉。

西蒙•拉特：没错。就像之前说的，关键的还是他们就在我们附近，近水楼台，我就容易接触到。中国作曲家就知道谭盾，也演奏过他的东西。他的创作很真实，我知道很多人对他很有争议，但我觉得他给我们呈现的是现代都市的景象和对此的感悟。

记者：经常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西方的；当你听中国的演奏家，像王健、郎朗，你觉得他们跟西方演奏家相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能吸引你？

西蒙•拉特：每个人都不一样，个性再加上跟西方不同的积累和风格，他们带进音乐的是全新的东西，一点都不怪异——音乐之于人没有国界之分；我们不应该大安主义地坐在靠背沙发上想，我们演的是正宗的西方古典音乐——其实不同的人，有各自深厚的底蕴，传统的音乐被镀上的那一层“新”，任何一种影响都是好的，都能强化这种艺术形式的生命力。或者关键的一个词是他们令音乐“重生”。

记者：听过中国国内不少乐迷抱怨，说觉得西蒙•拉特上任以后，柏林爱乐原有的德国传统失掉了不少，加上大家看到乐团的人员都换了一半，感觉似乎成了“拉特的乐团”了。一些声音认为，巴伦邦姆、阿巴多指挥时的柏林爱乐还依然是全世界最棒的，但现在似乎连德国最佳都谈不上。

西蒙•拉特：怎么会这样想呢？乐团的更新换代都是很自然的事。谈德国传统，难道就非要守着卡拉扬、富尔特文格勒的风格吗？阿巴多的时候乐团就已经起了很大变化，人员变动，原因很简单：卡拉扬时代的很多乐手都去世了。我们现在是个“年轻”的乐团，但很多柏林爱乐骨子里的东西依然在，是不会丢的，比如他们依然擅长演奏德奥派的曲目，乐团依然拥有如同从地心深处发出来的音色；但在保持深厚底蕴的同时，乐团充满了活力与好奇心，去涉猎以前没有的东西，这是我们需要的平衡。任何一个乐团向前发展都必须要改变。

记者：当时你上任时，有没有为了开新风而刻意求变？

西蒙•拉特：没有，我从来没有刻意为了改变而改变。作为柏林爱乐的指挥，我站在我的前辈们的肩膀上。从某一个角度来看，音乐只是一瞬间发生的事，片刻就消失了；然而我们又可以说，音乐一直留在了墙上，当今的指挥家都知道，即使到了2005年，尼基什、富尔特文格勒、卡拉扬、阿巴多，他们的影子、他们挥洒的音符依然在墙上。而这是柏林爱乐的精神所在。我只是给乐团带来了范围更广的曲目。

记者：你觉得现在的柏林爱乐比你的前辈同行带领的时代，是在进步吗？

西蒙•拉特：我觉得柏林爱乐现在是“多面手”，他们可以演奏不同风格的曲目。其实保持传统不一定就是守旧，我们这次也演贝多芬，我可以说贝多芬是这次的曲目里面最现代的。要问我究竟给乐团带来了什么的话，最好去问问我们的演奏家。

记者：柏林爱乐在普及古典音乐方面有什么举措？

西蒙•拉特：我们尽量多点跟年轻人在一块，排练的时候对外开放，希望能在下一代中间建立起欣赏古典音乐的厚实根基；即使没能把他们培养成为古典音乐爱好者，我们也有责任让尽量多的人有机会听到这种音乐，至少让大家知道，在这个疯狂、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这种艺术形式是生活的必需品，就像喝水吃饭一样重要。

记者：既然你一直强调“新”，除了古典音乐，你是否对别的音乐感兴趣？

西蒙•拉特：我特别爱听爵士乐，古巴有位爵士钢琴手跟古典音乐界最好的钢琴家相比都不逊色。我还特别喜欢听非洲的音乐。布莱恩•伊诺的一些创作也很有意思，我有朋友说他很害羞。北京有爵士乐的场所吗？爵士乐在这里是已经很普遍了还只是刚开始？

记者：从大概10年前开始有第一家专门的爵士乐现场演奏的酒吧，但到现在本地乐手都还是主要演“标准”曲目，“融合”（Fusion）都少玩。

西蒙•拉特：可是“融合”也都已经不新了，这个潮流至少已经过了15年。爵士乐这种形式现在几乎停滞不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