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拉丁圣咏的发展与基督教圣咏的分化

第三阶段大约始于狄奥多西皇帝禁绝异教和帝国最终分裂之时。这是基督教完全胜利的开始，同时也是罗马世界的教会走向分裂的肇端。随着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基督教会及其仪式圣咏也有了

                 1. 东部教会圣咏的继续发展

自《米兰敕令》颁布后，基督教会的地位与过去有了本质的区别。到5世纪初众神时代终结，几乎全体人民都成为基督徒时，它便不再只是连接贫苦人民的纽带，也成为皇帝，贵族和富有者的信仰；它的仪式不再只是广大会众表达宗教情感的方式，而成为像过去的凯旋式一样的经国大典；它服务的对象也在扩展至所有阶层的同时以身居高位者的需要为中心了。从尼西亚会议开始，皇帝开始亲自干预教会事务，而此后的6次大公会议都有皇帝的参与，尤其在作为帝国统治中心的近东地区，教会的礼拜变得和皇室的礼仪一样繁琐和高贵。

从这一时期开始，君士坦丁堡取代叙利亚和埃及，成为东部圣咏的中心。以拜占庭教会为代表的东派礼拜仪式在这时期中继续发展——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对东部教会影响不大，其后并因查士丁尼时代（527-565）国势的中兴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期——而它本是对第3、4世纪叙利亚礼拜式的一种吸收和发展。作为东正教的官方礼仪，后来以圣约翰·克利索斯通圣礼（即“金嘴”约翰）命名，至今仍在希腊，俄罗斯和巴尔干的教会中使用。对希腊语赞美诗的偏爱是拜占庭礼拜有异于拉丁礼拜的一大特点，按一定格律新创歌词、按一定程式（所谓“调式”mode）配曲的赞美歌成为东正教礼拜的主体。自厄弗冷开创的希腊化教会中创作赞美诗歌的传统被圣罗马诺斯（St Romanos）及其以后的教会音乐家所接受，在6世纪形成了“康塔基昂”(kontakion)的大型赞美歌形式的繁荣。而过去在埃及教会中广为运用的亚历山大里亚礼拜式则作为东部教会礼仪的旁系保存在科普特和埃塞俄比亚的教会中，艰难地延续至今。

                2. 西部教会圣咏的崛起

这一阶段最值得注意的是西部教会礼拜仪式和圣咏的创造性发展；而此前，拉丁教会在仪式和圣咏上主要是追随东部的同行们。大约在350年左右，高卢普瓦齐(Poitiers)的主教希拉里乌斯（Hiralius,卒于367年）根据圣厄弗冷的作品样式写下了第一首拉丁赞美诗——这可以视为拉丁圣咏的滥觞。希拉里乌斯还提到高卢教会中的晚祷、晨祷和早祷的日课[参见Apel，1958， 40]，这自然也是受地中海对岸的同道的影响。这是西部教会在发展自身仪式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前述西班牙修女前往耶路撒冷朝圣（385年左右），也未始不是西部对东部的一种参观学习，同时证明拉丁教会已在4世纪末普及了隐修制度，为仪式圣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真正开创了西部仪式圣咏新局面的是米兰主教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340-397)。是他将在东部流行已久的交替式和应答式的诗篇歌和赞美诗带入了作为西部统治中心的米兰的教会，并主持整理了此前已经存在、但较为零散的礼拜仪式，使它配得上拉丁教会的光荣。安布罗斯被尊为拉丁赞美诗之父，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圣咏被沿用至今。

君士坦丁的迁都使罗马失去了帝国首都的地位，却也将永恒之城的光荣让给了基督教会。与安布罗斯同时的罗马主教达马苏一世（Damasus I,366-384年在位）在另一位教父圣哲罗姆（St Jerome，330-420）的顾问下，仿照较为成熟的耶路撒冷教会模式组织了罗马的礼拜仪式和圣咏，并将交替咏唱和阿利路亚花唱形式引入罗马。圣哲罗姆在400年左右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拉丁文本《圣经》，从而结束了罗马在礼拜中使用希腊语的历史。达马苏在位时，普世公会议第一次在西罗马召开，这说明拉丁教会的影响力在此时确有加强，而这次有众多东部主教参加的会议，很有可能成为引进礼仪的契机。一份6世纪开始编纂的教会编年史说：“达马苏要求在所有教堂中日夜歌唱《诗篇》，他的命令给予所有的神父，主教和修院”[Apel ，1958，47]。可以认为，东部教会的诗篇歌，赞美诗和别的圣歌品种以及交替、应答、花唱等歌唱方式在这时被西部教会的日课和弥撒礼拜仪式采用。在其后的发展中，由于拉丁教会致力于整齐一律，容易染上地方色彩的古代赞美诗逐渐被挤出了罗马教会的正式礼拜，只剩下诗篇歌和别的圣歌。比安布罗斯稍后的西班牙人普鲁登提乌斯（Aurelius Predentius，348-413）的赞美诗达到了同时代的顶峰，但他“及其活泼”的诗体却不能与礼拜仪式相协调，终于归于散失[参见Cattin，1984，19]（现代罗马公教礼拜中的赞美诗则另有中世纪的来源）。

5世纪开始时，在罗马教会的领导下，拉丁教会的弥撒开始向规范化的方向的发展。据称塞莱斯丁一世（Celestine I，422-432在位）命令在《奉献经》之前唱交替诗篇歌，这被认为是《进台经》出现的例证。利奥一世（Leo I， 440-461在位）则制定了全年的圣咏套曲（annalis cantus），编订了《利奥圣礼》，并建立了一所专门训练歌手的修道院，成为罗马最早的“圣乐学校”。而希腊教会史学家，索佐墨诺斯（Sozomenos）在约450年确实提到，在罗马的复活节星期天的礼拜中有阿利路亚被唱到。杰拉希乌教皇（Gelasius,492-496在位）时制定了另一部全年圣咏，编订了《杰拉希乌圣礼》。这之后的许多教宗，如希马库斯（Symmachus，498-514）,约翰内斯(Johannes，523-526),博尼法休斯(Bonifacius,530-532)都被认为参与了全年圣咏套曲的编订，希马库斯还将弥撒中的《荣耀经》运用到全年的主日和圣日礼拜中。就这样，拉丁文化的色彩也一点点地渗入从希腊化教会引进的仪式和圣咏的框架中，逐渐培养出具有西部自身特色和规范的仪式与圣咏。

此外，在意大利半岛上，与米兰和罗马的教会的仪式圣咏同时发展的还有北意的阿基累亚（Aquileia）和南意的贝内文托(Benevento)。亚平宁以外的西部教会的支派，则发展出了高卢圣咏(Gallican Chant)和莫萨拉布圣咏(Mozarabic Chant) 。这些地区的礼拜仪式和圣咏除基本规范与罗马及东部相同外，在细节上又各有千秋，使中世纪早期的西部各地圣咏呈现出百花齐放般的场面。如阿基累亚的圣咏曾被圣哲罗姆赞扬为“听起来像神圣的合唱一般”[Cattin，1984，39]，而现代学者从他们的礼拜仪式的残迹窥见了亚利山大利亚等非洲教会的影响。贝内文托作为东西部间的交通要冲，加上南意在查士丁尼时代一度重归东部帝国的版图，也成为西部圣咏获取东部资源的桥头堡，从而在6-11世纪间造成了兼具拉丁和希腊色彩的独特的圣咏种属。529年在高卢召开的瓦伊松公会议最先将《慈悲经》从东部圣礼引进高卢教会的弥撒，后来又被罗马的仪式吸收（高卢圣咏对格里高利圣咏的形成将起到特殊的影响）；589年的西班牙托莱多公会议则将希腊教会的《信经》引入莫萨拉布礼拜，西班牙地方性的圣咏甚至在摩尔人入侵后仍然继续发展。

和4世纪东部的情形一样，5世纪后，除主教所在的大城市教会外，在西部推动圣咏发展的另一动力来自修道院。西欧社会经济的残破和苦修厌世思想的流行使不少修道院实力大增。许多礼拜的细节和圣歌的雏形最先是在修院中酝酿产生的（如与原始《诗篇》咏唱没有直接联系、作为中世纪圣咏体裁的交替圣歌和应答圣歌）。圣本尼迪克（St Benidict）在530年前后制定的日课礼拜制度因其富于节制的合理性而得到推广，作为日课核心的诗篇咏唱被世俗教堂的礼拜所广为吸收。拉丁教会日课圣咏的体系在格里高利一世即位（590）之前已大体形成。

面对因风教凌迟和蛮族入侵带来的内外危机，西部教会却成功地填补了君士坦丁一走了之后留下的权利真空，并以近乎独立自主的精神控制着西罗马帝国的宗教和社会事务，这也使得西部教会礼仪逐渐走上了与东部不同的道路。西罗马皇帝被鄂里亚克废黜后，西部帝国陷入群龙无首的乱世三百余年，罗马主教却以教皇之尊成为意大利的精神领袖和整个拉丁教会的首脑。随着罗马公教会权威的形成，罗马礼仪和圣咏在西方教会拥有了中心地位（安布罗斯曾宣称：“在所有方面皆须遵守罗马教会的程序与形式”[Cattin，1958，38]），并为内迁的蛮族部落有选择地接受；而在5世纪后逐渐形成的各种地方性圣咏可以视为拉丁礼仪在全欧洲扩散并与本地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西方教会圣咏在一片乱世中繁衍成长，在格里高利大教皇时代[Gregory the Great ，590——604在位]终于有了极大的发展，开创了中世纪圣咏的新格局，同时也标志着东西部教会仪式与圣咏分化的完成。基督教圣咏这一阶段的特点可认为是东部希腊化圣咏的继续发展和西部拉丁化圣咏的产生，这一阶段也可以认为是中世纪拜占庭圣咏和罗马教会圣咏的准备期。

  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早期基督教圣咏的发展经历了由简单随意到固定规范、由业余自发到专职专门、由共同源流到独立创造的过程，这与基督教礼拜仪式的发展是相一致的。以圣餐为中心的礼拜仪式的基本框架和总的特点在第一阶段就已形成了，此后的发展使这一基本构架不断的规范化和复杂化，又因在不同地域和民族中的实践而形成了地方性的差别，于极大的个性中贯穿着共性，这是基督教早期礼拜仪式的基本特点。

诗篇歌和赞美歌在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圣咏品种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域，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承担了各自的文化含义，但总的趋势也是不断规范化和复杂化，在礼拜仪式中的功能和作用也不断明确。这使得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前的罗马世界各地基督教会的礼拜仪式和圣咏呈现出一种大致相同的粗略外形（其详情我们已不可获知）。

476年以后，这种普遍的一致被东、西方教会礼拜仪式的分化与各自发展所代替，导致分化的原因，除了地中海世界统一势力的消亡外，还有基督教拉丁化的继续进行与深化。于是先前的共有的因素被不同的文化载体所接受，经过千余年的发展，成为现今仍在使用的东正教和罗马公教的圣咏体系，虽然它们各自在细节上已有极大不同，但仍能在基本的共性上感受到无法割裂的血肉联系。

基督教圣咏作为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是建立在对古代文明与生活方式基本否定的观念上的。当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辉煌在逐渐斑驳的夕照中退色时，基督教出现了，并将这正在衰微的老大之物斥为异教和败坏而加以谴责。基督教圣咏在一片酒池肉林的亡国之音中唱起，对于卧榻上昏昏欲眠的罗马人是何等振聋发聩。尽管这种音乐本身可能是粗糙、苦涩乃至平淡的，但它所包含的纯洁隐忍的精神却使它超过精美的歌舞而使人潸然泪下，使它成为一种被称为“西方”的音乐文化的直接源头。无疑的，早期的圣咏也是一种刚刚产生的新文明的重要表征。这种没有乐器伴奏的、以音节式吟唱为主的朴素音调在多少世纪内成为欧洲所能发出的唯一歌声。正像基督教只是古代文化的批判者而非毁灭者和破坏者一样，基督教音乐也吸收了古希腊音乐理论的不少因素（如波伊提乌的著作），后来被用来构建中世纪的教会音乐体系；圣咏中的古代遗迹（如一些音乐材料和咏唱方式）也就此沉淀下来，成为中世纪圣咏的重要基础和上古文明一点不甚耀眼的纪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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