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史上，借文学作品题材来进行音乐创作的例子很多，而以绘画为蓝本的就比较少了，以前我们提到过的《浪子生涯》就是一个例子，其实，荷加斯的画影响很大，包括后来理查·施特劳斯写《玫瑰骑士》也是受到了他的组画《时髦婚姻》的启发。而从反映现实题材的绘画作品中选取题材的音乐作品则更是凤毛麟角，出名的例子恐怕只有现代作曲家亨策的清唱剧《梅杜萨之筏》。
亨策1926年出生在德国威斯特法伦的居特斯洛，早年是著名作曲家福特纳的学生，他的老师是欣德米特的信徒，从40年代开始迷恋12音技法，与这位风格复杂的老师相仿，亨策的音乐风格同样以多变而著称。原先，亨策的创作手法比较传统，尤其是歌剧，大多旋律优美，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可是，随着60年代欧洲动荡的政局与思想运动潮流的推动，亨策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思想日益激进。不久，他离开德国定居意大利，并且远离音乐创作投身于社会活动，晚年的亨策对于新音乐风格几乎着迷，他抛弃了早年对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的推崇，转向机遇音乐等更加先锋的尝试。
1968年，正是亨策创作思想经历了重大转折的时期，恰巧，汉堡的北德意志广播电台邀请他写一部合唱作品。亨策于是想到了自己以前看到过的一幅名画，法国画家热里科的著名油画《梅杜萨之筏》。
热里科（G6ricault，179l一1824）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虽然只活了33岁（因为骑马事故），但他却与德拉科洛瓦一起成为当时法国绘画方面的领袖。热里科的创作促成了19世纪后期许多法国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作品的相继出现。虽然曾经师从威尔内学习绘画，但是热里科的绘画基本功主要还是来自临摹和细致的观察，他经常到卢浮宫临摹。热里科喜欢画马，也的许多重要画作都与马有关，比如《受伤的骑兵》等等。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热里科很出名，但他生前仅有三幅作品作过公开展出。
热里科所处的时代恰恰是法国历史上的低潮时期，1814年滑铁卢战败后拿破仑被迫退位，波旁王朝复辟，优柔寡断的路易十八登上了宝座，然而，他却使法国从欧洲第一强国沦落为二流国家。从拿破仑时代的国运强盛到路易十八的碌碌无为，许多法国知识分子感到了巨大的失落，于是，他们开始以批判现实的态度投入创作之中，热里科的《梅杜萨之筏》正是产生于这种背景下。
“梅杜萨之筏”是法国历史上的轰动的事件。1816年，路易十八为从英国人手中抢夺殖民地塞内加尔，派遣远征移民的船队开赴塞内加尔，其中的旗舰“梅杜萨号”不幸触礁沉没，官员、士兵们逃到了救生船上，所有水手和妇女儿童全部转移到临时扎起、由救生船拖曳的木筏上。不料到了晚上为保住自己的性命，救生船上的将军竟然下令悄悄割断拖曳的绳索，木筏失去动力在海上无目的地漂流，结果150人（包括许多儿童）在饥渴、高热和疯狂中死去，酿成无法挽回的惨祸，此事在法国国内被揭发出来之后引起民众极大的愤慨。
从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绝望与恐怖，在黑沉沉的大海上，木筏载着妇女儿童无目的地漂流，所有人都在绝望地哭号挣扎，许多已经死去。热里科采用了一个金字塔形的构图，右下角是已被浸泡得变色的尸体，左面是抱着儿子遗体，衰弱得无法动弹的老水手，另一组人是坚持了14天的幸存者，他们发现了海平面上的一点帆影，正在把最健壮的一个黑人推到高处去挥舞衣衫。在海平面处依稀可见的那条船，就是历史上的“阿古斯”号[1][1]，1816年7月17日，这条船救起了梅杜萨之筏上仅存的15位生还者。浪漫主义时期的绘画作品已经与古典主义理想化的美的境界有了天壤之别，画家们善于描绘来源于生活的朴素的美，比如在热里科的这幅名画中，每一个人都是病态的，形体扭曲、神情惨淡。据说，为了画好《梅杜萨之筏》，热里科制作了一艘真的木筏放在画室里，然后让模特儿站在木筏上让画家观察描绘，因为需要刻画出身体极度虚弱的人的病态，热里科特意挑选了肝炎病人来作模特儿，冒着被传染的风险作画，以求得到真实的效果。
然而，当这幅杰作完成之后，在展出过程中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政府因《梅杜萨之筏》过于真砭时弊而禁止公开展出，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才得以与公众见面。1820年，《梅杜萨之筏》在巴黎展出，马上引起轰动，成为热里科一生的代表作。
《梅杜萨之筏》系汉堡的北德意志广播网向亨策的约稿之作，1968年12月9日举行的广播首演，埃达·莫斯扮演死神、费舍尔-迪斯考扮演幸存者查尔斯，至于公开的舞台演出因为汉堡公众中保守势力的竭力反对而被迫取消。事前，警察当局拘捕了《梅杜萨之筏》的脚本作者施纳贝尔，而一大群激进的学生则打着象征革命的红旗在大街上游行示威，由此引发的震动还远远不仅于此，亨策以红色音乐家的形象展示于公众，这当然顺应了六十年代左派思想在欧美流行的历史背景。与热里科的同名油画受到禁展一样，亨策的音乐也受到了多方的围攻，所不同的是，热里科最后打道回府，晚年以画马为乐脱离是是非非的画坛，而亨策却以《梅杜萨之筏》为起点进入了自己生命中崭新的一页。
可以看出，对于《梅杜萨之筏》亨策完全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的，这个上世纪的悲剧给亨策以启发，他要鞭挞人性的冷漠、狡诈，作为音乐家，他试图彻底击碎浪漫主义的夸张与古典主义的均衡，因此，他需要一个特别的脚本。因为素材只是来源于一幅绘画作品，没有故事情节可言，于是，亨策亲自动笔勾勒出了故事的大纲，然后由诗人施纳贝尔完成脚本。施纳贝尔具有非常浓厚的诗人气质，因此他撰写的脚本与普通脚本作家写出的有所不同，更富于诗意，虽然《梅杜萨之筏》是一部清唱剧，但在结构上却更加接近带表演的古代戏剧，或许作曲家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总谱的扉页上亨策注明“复古的、值得怀疑的”等字样。在舞台演出上也贯彻了这一特点，亨策安排在舞台一侧站着“生之合唱”，另一侧站着“死之合唱”，所有歌唱者从舞台一侧向另一侧移动，象征着向死亡的迈进。两位独唱者站在舞台中央，女高音（需要演唱相当高的音域）扮演死神，另外一个角色是男中音扮演的叫查尔斯的男子，历史上他曾是那次悲剧的幸存者。亨策还专门设计了一个说白角色，“卡隆”[2][2]，象征着冥间与人间世界的联系。
在20世纪西方音乐史上，《梅杜萨之筏》是一部具有革命性的清唱剧，在作品的末尾有这样一句话，据说出自布莱希特的手笔：“幸存者们，听到来自现实的声音，然后带着热切美好的愿望回到这人间世界，推翻它。”当然，光凭这段话我们依然无从判断，或许亨策的题献更能说明问题，他把作品献给了著名的左派革命家、前古巴内阁成员、南美游击战争的创始人之一格瓦拉[3][3]，这位革命的斗士结果死在玻利维亚丛林之中。
《梅杜萨之筏》是亨策20世纪中叶的代表作，乐队音响效果震撼人心，配器编制异常巨大（4长笛、双簧管、单簧管、2萨克斯、3大管、4圆号、3小号、大量打击乐器、竖琴、钢琴、电吉他、电子合成器、12小提琴、8中提琴、6大提琴、4低音提琴、钟），如此庞大的配置以及作品本身复杂的技巧使《梅杜萨之筏》成为20世纪前无古人的奇特里程碑，令后世音乐家很难超越。
亨策与热里科一样选择了写实主义作为自己这部作品的风格，虽然《梅杜萨之筏》采用了先锋派使用的“图示谱”[4][4]，但亨策还是坚持了写实的音乐语言，许多场景相当戏剧化，也比较容易理解。亨策自己形容《梅杜萨之筏》是“一部大众化的、同时又是好战的清唱剧”（oratorio volgare e militare），公正地看这部作品更接近音乐戏剧的样式。直到1971年1月29日，《梅杜萨之筏》才在维也纳举行了首次舞台演出。
《梅杜萨之筏》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灾难登程》（Die Einschiffung zum Untergang），一开场观众就可以看到特殊的舞台安排，整个舞台被分为三个部分，中间留给了乐队，在舞台左侧是名为“生的一面”的合唱团，查尔斯站在合唱团的前列，舞台右侧被称为“死的一面”的合唱团，卡隆则站在台口的位置上。
第一段是卡隆的独白，起到了提纲挈领交待故事发生缘起的作用，大意是：“你们将听到一个有关‘梅杜萨’号三桅帆船的故事，这艘船在到非洲的航行中失事，我要讲述船上人们真实的命运。我们故事的基础是公开出版过的亚历山大·科热的调查报告，以及测量员亨利·萨文尼的叙述，他们都是那次事件的调查者与证明人，另外，就是热里科根据这次事件创作的那幅取名‘梅杜萨之筏’的名画。这个关于背叛和自然界悲剧的故事当然无法改变现实世界，但它还是让我们能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对行将崩塌的政权的不信任！”接着，叙述者介绍了舞台上的角色，“生的一面”与“死的一面”，以及他自己有时会出演“卡隆”的情况。
正式开场便是管乐怪异的声调，接着幸存者查尔斯以朗诵调交待了“梅杜萨号”即将启程的消息，接着又是卡隆的叙述，这次有乐队与合唱为他伴奏，他告诉人们1816年6月17日“梅杜萨号”离开港口准备起航，船上一共有322名武装人员，36名妇女与9名儿童。下面的部分取名“航海日志”（Journal der Uberfahrt），合唱告诉人们启程后的天气很好，大海平静安祥，不久水手们看到了陆地上的群山，一切似乎都很正常，音乐渐渐掀起高潮，合唱模仿人们渴望航行结束的呼唤的声音，也许是因为太想了结枯燥的海上生活，船一次又一次地加速，最后，“梅杜萨号”比另外四艘三桅帆船快了整整半天的路程。此后，有一首女高音的独唱段落《回答》（Eine Antwort），出自死神之口，她正不断引诱“梅杜萨号”走向既定的死亡之路。
接着，亨策描绘了可怕的触礁事故，人们试图让“梅杜萨号”重新浮起，然而不久一切努力都告失败，船员、士兵与妇女儿童都登上了救生艇与拖在后面的木筏，第七曲取名“背叛”（Verrat），查尔斯悲痛地回忆救生艇上的人割断了牵制的绳索，合唱呼喊着：“绳索！看着绳索！”（Die Leine!Seht die Leine!），查尔斯沉痛地唱道：“绳索被割断了！”（Die Leine war gekappt!），合唱痛骂他们是“杀人犯”（Henker），渐渐，红日西坠，可怕的夜晚来临了。
后两曲亨策用细腻的笔法描绘了“梅杜萨之筏”上的人们面对死亡的恐惧与不安，孩子们呼唤食物和水，成年人则绝望地哀号，陆续有人从“生的一面”向“死的一面”移动，这举动当然象征着死亡。
第二部分的标题是《第九个晚上与黎明》（Die Neunte Nacht und er Morgen），卡隆叙述了木筏上的人们在搏斗了八天八夜之后已经精疲力竭，舞台上的“生的一面”除了查尔斯之外还剩下27人，其中14人还活着，而另外13人已经垂死。第二部分的音乐错综复杂，充满不同的音乐语言与要素，第十三曲卡隆讲述了事情的发展，在第八晚的午夜，突然天空开始下雨，雨水滋润了口干舌燥的人们，将一部分人从死神那里解救回来，然而奇迹还是没有出现，人们看到的还是茫茫大海。
《梅杜萨之筏》终曲的音乐显得有些神秘诡谲，管乐演奏出不祥的动机，气氛阴暗压抑，接着死神、生还者开始了交织的重唱，查尔斯以简单的词句穿插着表述自己的看法，音量与力度逐渐放大，最后形成瞬间的高潮，但马上音乐消隐而去，在定音鼓轻声滚奏与弦乐器强力拨弦的伴奏下，卡隆告诉观众“梅杜萨之筏”的结局，“1816年7月17日早晨，‘阿古斯号’发现了‘梅杜萨之筏’，混血儿查尔斯也看到了救生船，于是他用最后的气力支起红色的碎布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幸存者啊，听到来自现实的声音，然后带着热切美好的愿望回到这人间世界，推翻它！”整部《梅杜萨之筏》在打击乐器越来越沉重的行进节奏中嘎然而止。
[5][1] 阿古斯（Argus）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传说有一百只眼睛，睡觉时半睁半闭。同时他还是造船师的名字，据说他为国王建造过一艘有50副桨的大船。
[6][2] 卡隆（charon） 希腊神话中冥河里摆渡亡灵的冥府船夫，表情愁苦、面容阴郁。据说他只接受举行过葬礼的并备有船资的阴魂，因此希腊葬仪中有在死者舌下压一枚钱币的风俗。
[7][3] 格瓦拉（Guevara, C. 1928-1967） 拉丁美洲游击队领袖与革命理论家。在南美各地传播卡斯特罗的革命思想，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59年成为古巴荣誉公民，并得到了“Che”的昵称。1959年格瓦拉成为古巴政府内阁成员，主要著作有《游击战争》、《游击战的理论》，他主张拉丁美洲人民通过暴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秩序。1967年10月9日格瓦拉被玻利维亚军队杀害。
[8][4] 图示谱（Graphic Scores）使用视觉的对应图形莱表达作曲家需要的音响和织体，最早的应用大约是在1951年前后，有些图示谱的目的是为了激发表演者的创造力，因此取消了传统的表情术语和记谱符号，有些则是为了标明各种音乐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