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garet Kartomi 澳大利亚Manash大学
摘要：
近代乐器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起步时，主要是为了满足博物馆收藏和学者的需求。1914年霍恩博斯特尔和萨克斯根据博物馆学家马依龙的分类体系，即建立在乐器发音方式上的自鸣乐器、气鸣乐器、膜鸣乐器、弦鸣乐器的区分，发展出了第一个综合性乐器分类法。长久以来，这个综合性的乐器分类法一直是近代乐器学的一笔遗产。在整个20世纪，乐器学逐渐发展了一套新的研究方法，它将乐器视为物质文化的复杂体，能在特定文化环境中体现人类生活的多面性，因此能够将其看作具有逻辑性、结构性、音效和装饰艺术的物体加以研究，它们随着技术的发展和音乐风格的不同而变化。在20世纪后期，人们意识到民族语言性最强的族群不仅发展出了一套他们喜闻乐见乐器的概念、本质和意义，而且还拥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乐器分类体系，这套体系简洁明了地体现了他们的身份和他们对音乐与人生的理解。有些族群喜欢活跃的人而不是死气沉沉的乐器，并由人声来演奏音乐。在有些地方，通过打击人的身体来演奏音乐，因此产生了能归类于音乐乐器的人体打击乐器。本文旨在追溯乐器学的现代史，把全新的、被人忽略的人体打击乐器介绍给大家。阐述人体打击乐器属性的理论，及其在全球各地的形态，包括东南亚（特别是亚齐），南亚、西亚和中亚，地中海地区，北美洲和欧洲。
乐器有众多的用途、功能和意义。作为一门学科乐器学有许多分支，每个分支的研究都接触到乐器的一些方面，以此了解那些可以解释乐器存在之原由。但是在乐器学的研究中往往缺少对产生音乐的环境的探讨。在这个环境里，乐器、乐手和演奏出的声音之间相互关联。在涵括乐器、人和音乐相互关联的表演环境中，乐器作为音乐对象，其所具有的丰富的物质文化含义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乐器如何通过音乐和表演传达出意义，乐器的结构和演奏者生理情况如何限制了决定音乐结构的界限，这些正是我们得以研究乐器形态学的依据。
本文的重点为乐器学的整体方法。这样一来就本质上来讲，我所呈现的不再是对单一的物质文化对象的物理描述。本研究在给出日本十三弦古筝的特殊实例以及运用民族乐器学观念的同时，旨在表明乐器的结构是如何形成，并为何呈现如期所是的结构？最后乐器和演奏者与音乐体系又是如何互相影响的。通过上述乐器学的整体方法，便能更广泛地理解作为物质文化富有意义之要素的乐器的复杂性。
《感官、音乐和物质文化》
Chris Gosden 英国牛津大学
摘要：
当前，人们如何参与这个世界，以及何为经验的本质是件令人感兴趣的事。感觉、美学价值和物质文化之间的关联已经成为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关键所在。从听觉到对于节奏的感觉，音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体，同时它又创造了深刻的情感体验，因此对于上述的那些考量，音乐的研究同样重要。音乐因人与物质世界的联系而产生，是一个独特的实体。本文（并非由音乐人类学所撰写）将着眼于音乐的史前史、物质要素及其含义，这些内容将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人和物质文化。
《乐之器新论――基于汉字文化符号论的新视点》
朱家骏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摘要：
音乐人类学与人类学相同，都是起源于西方、在西方的文化背景和学术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当我们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例如中国、日本这种“高度文化”时，我们必须考虑、顾及研究对象所固有的文化遗产，尤其要考虑到汉字文化圈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重新构筑、修订研究的理论框架。
本文拟根据自己的“汉字文化符号论”的观点，对与乐器有关的文字加以考察，并将其结果与在中国、日本的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工作的成果相互印证，试图对汉字文化圈的乐器的起源、原始形态、功能和本质等提出一个新的见解。
《乐器如何诉说？传记性写作途径运用在乐器及与它们相关之个人、机构中的相关研究》
蔡灿煌 台湾南华大学
摘要：
在《物的倾诉：东西如何诉说人们生活的故事》中Janet Hoskins提出因为人们的故事和他们生命中重要对象的故事彼此是交错的，因此这些对象能有效地呈现拥有者的事迹及心态。本文除了采用以上的观点，并进而透过传记写作领域的不同可能途径，以进一步拓展出对于乐器及人们间关探讨的不同方法。本文将提出至少有两种对于乐器学研究者而言是值得参考或进而思索的观点：乐器的“社会生命”及它们的“社会关系”。另言之，这两者与乐器本身的故事和与其拥有者间之关系有者密切的因果。在此，一些案例的探讨将用以说明“传记途径”的这两个观点；在“社会生命”的部份，将透过韵磬琴来说明为何一张传说中的名琴对于当今琴坛仍旧有其影响力，且透过中国佛教法器来呈现为何乐器在不同的生命时期因其功能的不同而被付与不同的意含。在“社会关系”的部份，台湾张清治教授的老琴收藏将用来展示为何这批乐器能有效地再现或反应其收藏者的故事与美学观，而英国牛津大学博物馆的台湾原住民乐器收藏对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研究将有正面的帮助。
《相对于“类”研究的“单件乐器志”》
萧梅 上海音乐学院
摘要：
当代的乐器学研究，已逐渐从直接相关乐器的形制、声音、演奏研究，过渡到对乐器进行整体的综合因素考量。人们更加关注“器”与“人”的关系，以及隐藏在“器”与“人”关系后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文化传播、文化史建构、社会经济关系、人际交流、族群认同、审美趋向等等。
本文针对：①中国乐器相同种类不同变体的复杂、多面及其历史、地理和文化背景；②在音乐历史中任何一件被使用着的乐器都伴随着其使用者、使用方法、场合、功能、审美、流传等因素。记录了其当事人的文化痕迹，这些痕迹对中国的音乐文化构成和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等问题，结合中国乐器数据库的建设实例，阐述其数据采集对象以“单件乐器志”(ethnography of each sample of instrument )作为立项的原则。讨论其与以往乐器学研究中关注乐器的“类”研究的不同着眼点。探讨单件乐器的传记式研究对于乐器信息采集和研究的意义及其体现的人文价值。
《古代中国竖琴与佛教的关系—克孜尔竖琴的图像象征》
谢瑾 上海音乐学院
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之为“箜篌”的古代竖琴与佛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以克孜尔壁画中大量出现于佛教背景中的竖琴为切入点，阐述其所蕴含的象征性意义，并结合汉文佛经、历史文献与其他佛教图像资料进一步分析古代竖琴与佛教教义及其传播路径之间的关系。
从克孜尔图像来看，竖琴多出现于佛教背景中，那么倘若进一步追溯文献，中国古代竖琴与佛教之间是否存在着史料可证的确切联系？而导致它们之间联系的历史文化原因又究竟如何？
基于克孜尔竖琴壁画、历史文献与佛经记载，文章认为：中国古代的弓形竖琴不仅曾作为乐器而存在，且已成为佛教的一种符号，它除却具有娱乐的作用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佛教法器的功能。
总之，就中国古代竖琴而言，尚有不少象征性意义值得进一步关注，而这些有着符号性特征的宗教内涵不仅直接源于佛教之传播，与当时的政治背景也密切相关。
《论方响产生的音乐、历史和文化动因》
黄艺鸥上海音乐学院
摘要：
乐器是音乐的物质载体，也是音乐史的标尺和“化石”。(牛龙菲 1991：4)在乐器中凝结着音乐、文化、社会、经济、科学等诸多因素，同时这些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乐器的生存与发展。方响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属于敲击体鸣乐器类。它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清末淡出历史舞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绵延发展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其制作材料、形制以及使用场合都因时因事发生了一些改变，而在其顽强生命力的背后，却反映了社会、文化及传统音乐发展对乐器的选择性。本文将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音乐格局的变化、音乐主流形态的更替、人们审美情趣的改变以及乐器自身的因素四个方面，去考察分析方响产生的音乐、历史和文化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