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左右，美国开始出现一种播放蝶形唱片的留声机（gramophone，图4），唱片录音最大的优势在于复制起来非常容易，用母盘制作好摸具以后就可以不断地浇铸拷贝，具有很好的商业应用前景，此后，圆筒式录音就逐渐被淘汰。1902年，美国哥伦比亚公司与胜利者公司﹝Victor Talking Machine Company﹞决定合作经营唱片式录音的专利技术，人们开始越来越认真地看待音乐录音。
20世纪的前二十年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录音，特别是一批作曲家兼演奏家或指挥家诠释自己作品的“权威版本”，例如埃尔加、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和克莱斯勒等等。法国作曲家福雷（Fauré, Gabriel 1845 – 1924）认为“由作曲家本人演奏的录音……能够避免过去的很多争论……将毫无疑问地成为千秋万代的指南”，德彪西在1904年也指出，录音技术将确保音乐能够具有“完整无缺且一丝不苟的不朽性”。不过，当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审视这些大师在上个世纪初的录音时，常常会觉得离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有相当的距离，比较直接的原因恐怕在于那个阶段的录音条件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
在1925年开始运用电声技术以前，音乐基本上只能用一种纯“声学”(acoustic)或者说纯“机械”(mechanical)的方式来录制：相对集中的声源通过一个或几个大喇叭来拾取，然后被传送到机器，再通过机械装置将声音的波形刻制在松软的蜡质碟片上面（早先是圆筒）。由于没有任何信号放大的可能，要录制微弱的声波就只能通过把演奏家们的乐器聚集到狭小的空间内，并尽可能贴近喇叭口来实现。要做到这一点，独唱家们显然具有灵活机动的优势，事实上，有时候他们甚至直接把脑袋探入到喇叭口里面以获得比较理想的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二十世纪早期的录音中声乐作品比例偏高的原因之一，而对于某些种类的器乐家们来说，这种窘迫的贴面状态不亚于是一场恶梦。
首先不妨先来同情一下为声乐家们伴奏的钢琴家，通常，他们必须挤在一个和独唱家的脑门差不多高的小阁楼上弹奏特制的立式钢琴，以期拾音的大喇叭能够尽可能捕获到一些声音。这与在舒适宽敞的舞台上或是在家里弹奏自己熟悉的音乐会大钢琴简直有着天壤之别，钢琴家马克·汉伯格（Hambourg, Mark 1879-1960）描述他在1909到1925年录音使用的钢琴就像“老的锡罐头……是我弹过的钢琴中声音最糟糕透顶的”。有时，为了让声音最大化的散发传播，钢琴的面板和背板还会被卸下，只留下必不可少的机械装置和音板，这意味着（如果钢琴家需要看谱的话），还必须要有个人站在旁边手拿乐谱。
相对于钢琴，弦乐的音量要小得多，却又需占用比单簧管或双簧管大得多的演奏空间（不可能非常贴近喇叭口也不可以在过于狭小封闭的聚音空间里演奏），特别是小提琴。为此，德国发明家Augustus Stroh专门为录音改制了一件外形奇怪的乐器（图5），看起来有几分类似现代的电子小提琴：狭窄的琴颈和琴声连接在一块振动板上，木头的共鸣箱则被一个可以转动的金属号角所取代，这样不仅音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而且还可以调整号角的位置来指向拾音喇叭的方向。当然，代价是小提琴本身的音质受到了严重的扭曲，正如外形上像一个小号和提琴的杂交物（因此也被称作号角提琴），这种乐器的声音接近于劣质低档小提琴的音质再加上点铜管乐器的泛音。好在这种乐器似乎更多的只在合奏的情况下被使用，1904年的报纸评论曾如此向人们担保：“库贝尼克录制两张唱片时使用的是他自己的斯特拉迪瓦利（Stradivari），而不是Stroh！”
其实，听众倒并没有必要过分在意到底是斯特拉迪瓦利还是Stroh，因为在当时的录音条件下，两者的音质差别恐怕很难明显区分。人耳能够听到大约20到20,000赫兹的声音，而声学录音只能捕捉到差不多200到2,000赫兹，在频谱表上仅仅是非常有限的一小部分，音质失真非常严重。因此，录制的钢琴声又细又脆更接近于吉他之类的拨弦乐器，拉赫玛尼诺夫觉得他在1919年4月的第一次录音听起来正像俄罗斯的balalaika三弦琴。缺乏中高频泛音的润色使得所有的乐器和人声听起来都干瘪而空洞，更糟糕的是声学录音不仅频响范围有限，在振幅和动态方面的表现也令人沮丧：过高的音量会让录音唱针割坏蜡盘，而稍微弱一些的声音又很难被记录下来，且机器还对各个音高的敏感程度有所不同。于是，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一位女高音不得不在演唱的同时根据音乐的强弱和变化在从能把头伸进喇叭口的位置到两米开外的范围内来回奔波“舞蹈”；而器乐演奏家们，例如钢琴家则只能通过牺牲掉大部分强弱对比的因素并在某些音区“格外留意”，以保全那脆弱而神经质的蜡盘留声机。由于采用踏板造成的共鸣会导致音质进一步恶化，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早期的钢琴录音里踏板的使用非常节制，听起来，这些钢琴演奏基本上都是保持在较大力度上发出的很不连贯的破烂声音，尤其是在为其它乐器伴奏时（因为离录音喇叭口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