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研究方法：“信仰、行为、音声”三元理论模式分析方法

在《云南卷》中，研究者将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A.P.Merriam）三元里论模式分析方法——信仰、行为、音声，引申为宗教音乐文化的研究，即为：宗教观念、仪式活动、音声行为。其构成要素包含：神灵系统、经典、教义、教规、神职人员、信众、特定仪式行为、音声（包括宗教仪式主持者的“心诵”、“默咒”等听似无声的音声）、特定活动场合、特定时间、节庆等。[7]其中，“音声”一词的应用，使得《云南卷》在对宗教音乐进行研究的时候考虑的更为全面。上述在民族音乐学界已被普遍认同的研究方法，其优点主要表现为：第一，涉及到信仰体系的各个层级，调查研究者在局内-局外身份转换的过程中，对信仰的表层、中间、核心等层次的音声均能给予观照；第二，涉及到各种文化身份的人的行为对仪式的影响，以及其与整个信仰体系的关系，从而更好的诠释出各种行为、音声的符号功能与意义。在此种方法指导下完成的《云南卷》，其中大部分个案都细致入微，如　杨民康　教授执笔的云南傣族南传佛教课诵仪式音乐和节庆仪式音乐个案，　张兴荣　教授执笔的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文化个案等，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四、代读者发问

在欣赏这炫焕异彩的他者文化之余，也不禁感叹这浩大之作的不足之处。正如　吴卫民　先生为《云南卷》所作的序中提到的“水平参差，体例失衡，口径杂多”等问题，笔者也深有感触。

第一，著作提名为“宗教音乐研究”，而文中涉及的范畴是更为广泛的“音声”概念。另外，“宗教音乐”是否可与“仪式音乐”划上等号，文中并没有对二者的异同加以说明就同时应用，如此必将导致课题研究的定位与研究范畴的模糊化。另外，既然用了“研究”一词，就应该有更多的文化阐释，包括历时与共时多维度的思考，而在许多个案中我们只能看到“调查”的影子，而却很少见到真正的“研究”。

第二，研究学者为老中青三代学者共同参与的梯队组合，完成如此浩大的学术著作实属不易，但是研究水平的参差不齐也是一目了然的，有些个案细致入微，而其中也不乏一些充数之作。

第三，指导观念及理论构想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该著作中并没有针对云南宗教文化做出“本土化”、有针对性的课题理论规划与指导，而是沿用以往的宗教仪式音乐研究的方法，虽然如此无可厚非，但却没能更好的突出云南宗教文化的研究特色。

结语

瑕不掩瑜，《云南卷》的学术价值及其研究团队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是值得进一步肯定的。在品味云南25个少数民族宗教音乐文化盛宴之时，我们体会着他者文化的绚烂多彩，当然也不难发现其中的联系与混融。虽然不同民族的宗教文化都拥有各自的“灵验”之道，但同时却拥有相对统一的“灵验”之效。笔者不禁反思一个问题：不同的民族虽拥有不同的外表、语言、文字，但却在其懵懂的时代，共同拥有了宗教信仰，并始终相信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着他们的命运。也许正是一次又一次的“灵验”的轮回，使得宗教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也许正是这信仰所承载的厚重，使得这传统的“迷信”现在成为了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的延续。也许从这一角度来讲，“灵验”才能诠释宗教音乐文化研究的真正意图。无论怎样，《云南卷》已经记录下了不同的“灵验”，而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显然还有更多的期待……

参考文献

［１］张兴荣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云南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２］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３］施惟达，段炳昌等编著：《云南民族文化概说》，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 王铭铭：“灵验的‘遗产’——围绕一个村神及其仪式的考察”，《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焕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6页。

[2] 笔者认为，仪式音乐与宗教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一切传统仪式音乐最初都与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仪式音乐的研究与宗教音乐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交且难以分离的。因此，此处“仪式音乐”的范畴大于并包含了“宗教音乐”。在此处做以说明，旨在更为清晰的阐述宗教音乐研究的学术背景。

[3] 张兴荣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云南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8－10页。

[4] 同上，内容提要第1页。

[5] 施惟达，段炳昌等编著：《云南民族文化概说》，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32页。

[6] 张兴荣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云南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总述第1页。

[7] 张兴荣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云南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总述第1－2页。

附：本文完成于2008年7月，荣获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二届“学会杯”论文评选三等奖（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