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新编世界名曲欣赏》又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版式大气，装帧典雅，一股清新之气扑面而来。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此书的第三版了。它的第一版可以追溯到二十五年前，当时是一个四卷本的出版计划，书名为《世界名曲欣赏》，按地区分卷，先后出版的四卷分别为“德•奥部分”、“俄罗斯部分”、“法•东欧部分”和“西欧•美国部分”。我本人藏有第一、二、三卷，独缺第四卷。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音乐出版社又将四卷合为两卷本形式再版，更名为《新编世界名曲欣赏》，当然也换了版式与封面。我是2000年留学回国后才看到这一版的。翻看后得知，虽然多卷合为两大卷，但书的内容并无变化。最新的这一版仍然只是版式、装帧的重新设计，内容基本上没有改动。从书籍的整体设计与装帧艺术上讲，我更喜欢2009年最新版的这一大卷，厚重大方、简洁舒朗的风格非常适合这部著作的内涵。
杨民望先生编著的《新编世界名曲欣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问世至今一直广受赞誉，音乐学术圈对它也有较高的评价。这部著作出版后，这些年来又有许多名曲赏析类的书相继问世。然而，在我看来，目前中文的同类书中还没有一本能超过杨民望的。说得更坦率些，其中一大部分的书都是在参考杨民望著作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可以这么说：杨民望的《新编世界名曲欣赏》已成为交响音乐名曲赏析汉语写作的“样本”。
《新编世界名曲欣赏》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曲目丰富。书中介绍与赏析的交响音乐作品达三百五十多部，共涉及到八十二位作曲家的创作，从J.S.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一直到欣德米特的《画家马蒂斯》，涵盖了从巴洛克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交响音乐发展。浏览一下目录所示的曲目便可知晓，交响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作品基本上都收入其中。毫无疑问，这是目前中文交响音乐赏析专著中容纳曲目最多、篇幅最大的一部（全书总共有1297页）。因此，辞书意味的实用性——大信息量的名曲欣赏指南——成为此书最大的亮点，其总体构架的宏阔与内容的丰厚显现出明显的优势，使其他同类中文著作难以与之相比。
名曲欣赏是音乐著述（writing about music）中一种特殊的文体。这种融分析与鉴赏为一体的写作在论音乐的文字中魅力独具，影响甚广。音乐本是听觉的艺术，按理说，音乐的表演与欣赏过程并无文字的事。但是，音乐也是一门抽象意味甚浓的艺术，音乐作品意蕴承载的特殊性和音乐体悟过程的复杂性又给文字的介入提供了机会。文字展示的意义与逻辑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关于音乐的论说，大大地扩展了理解音乐的可能性。所以，音乐著述肯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从广义上讲，任何音乐著述都是在阐述音乐的蕴涵与意义和表达理解音乐的思考与心得。文体的不同导致了思考层面与阐述方式的差异。论说音乐的学术性写作以研究的姿态强调学理性的音乐释义，渗透其中的是科学的探索精神和追求原创的研辨及诠释。音乐论文的学术品格决定了它小众化的读者群体，这是音乐专业领域的学术交流，“精英”之间的对话期待的是关于音乐深层理解与理性阐释的思想碰撞。与之相对，名曲欣赏则属于“大众化写作”，它的读者对象主要是音乐圈之外的广大音乐爱好者，这是一个比“精英”大得多的群体。尽管音乐爱好者们的欣赏水平和音乐修养有着差别，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乐意读到有助于提升欣赏兴趣、深化音乐理解的赏析文字。
我以为，名曲欣赏的写作首先要排除论文模式的精英化言说，要用淡化专业复杂性的理路和语言为大众打开古典音乐之门。其次，名曲欣赏的写作应该呈现品位，用具有文化底蕴和音乐学识的表达来引导读者走近大师、认识名作和崇敬经典。品位是修养和情趣的体现，它联系着人的思想境界与精神生活的追求。关注品位正是为了倡导高层次的名曲欣赏写作，只有阅读具有品位的音乐赏析文本，音乐爱好者的欣赏水平才能真正地一步步提高。同样重要的是，名曲欣赏写作的文风应当大气洒脱，以清晰的叙说和生动的笔调将音乐史实、作曲家生平和作品分析合为一种引人入胜的音乐赏析话语，使“读乐”自然地融入赏乐的过程，激发读者更强烈的欣赏古典音乐的兴趣。
因此，有品位、有情趣的高水准名曲欣赏并不好写，大规模名曲荟萃的编撰工作难度更高。它要求作者不仅熟悉卷帙浩繁的音乐曲目（repertoire）并懂得艺术经典的意涵，还需具备扎实的音乐学功底、敏锐的艺术悟性和独到的鉴赏识见。名曲欣赏的作者想必是一个真正的“爱乐人”——他既要自己爱音乐、懂音乐（有着非常丰富的音乐鉴赏实践与审美体验），还要乐于并善于说音乐——用明畅鲜活的文字解说作品、释义音乐，在关注乐曲整体艺术价值的基础上，评说作品个性化的艺术精妙。
名曲欣赏的写作在西方有着优良的传统，这类文本的作者大都是杰出的音乐家和音乐学者，他们所写的音乐赏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音乐爱好者，其中的一些优秀著述也引起学术圈的注意，成为有价值的音乐文献。现代意义的名曲欣赏源自为音乐会听众所写的乐曲介绍（programme notes），它产生于十九世纪，与这个时代盛行的标题音乐（programme music）密切相关。实际上，最初的乐曲介绍仅是说明作品涵蕴的“programme”，并无分析性的“notes”。换言之，就是将标题音乐作品的“内容”用文字的表述形式呈现给听众，帮助他们了解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尽可能地循着作曲家的标题性艺术构思及叙事去感知音乐。早期的浪漫派作曲家都喜欢亲自动手写作“programme”，用自己的文字描述来提示听众，引领鉴赏。标题交响音乐大师柏辽兹为自己的代表作《幻想交响曲》所写的“programme”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出现带有音乐分析（analytical notes）的乐曲介绍，其目的是为了让音乐会听众更进一步了解由音乐手段具体呈现的乐曲内容和艺术特色。同时，用文字解说的曲目也扩展至非标题性的作品。英国音乐家约翰•埃拉（John Ella，1802—1888）是写作这种“analytical notes”的最早实践者。埃拉的后继者中也包括像乔治•格罗夫（George Grove，1820—1900）这样的“音乐作家”（writer on music）。今天，格鲁夫的大名流传是因为其开创编纂的《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这部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大型音乐百科全书（从1980年的第六版起更名为《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已是当今人文领域中一个极其响亮的学术品牌，成为最受重视的音乐学术资源之一。但是，这位土木工程师出身的“音乐作家”最早的文字成果并非音乐词典，而是为他任职的伦敦水晶宫撰写音乐会所用的乐曲介绍。十九世纪末，欧洲各地以及美国都已盛行撰写包含音乐分析的乐曲介绍。作为一种艺术鉴赏的阅读，它似乎已成为音乐会聆听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
二十世纪伊始，为音乐会演出的作品撰写分析性的文字解说受到当代作曲家的关注，沃恩•威廉斯、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布里顿和梅西安等人都曾亲自操刀，为自己的作品提供分析性的乐曲解说。随着文化意义的音乐欣赏活动的日益发展，影响更为深广的乐曲解说则从另一批人的笔端涌出。他们都是与音乐会演出与音乐欣赏活动打交道的人：乐团专职的“音乐作家”、乐队指挥、任职于报刊的音乐评论家、自由撰稿人以及在大学教书的学院派音乐学家等。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写作实践，音乐赏析的文本才逐渐从即时性较强的音乐会节目单演变成具有著作意义的名曲鉴赏读本。这类著作形成了音乐文献中的一个专门类别，其价值已充分显现于文化传播、“高雅艺术”普及和音乐教育等多个层面。
这里必须再提一个英国人的名字：唐纳德• 弗朗西斯• 托维（Sir Donald Francis Tovey，1875—1940）。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音乐家，托维在作曲、钢琴演奏和指挥方面都有过不俗的表现，但今天的音乐界记住他的名字、重视他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他的音乐著述，尤其是他七大卷的《音乐分析文集》（Essays in Musical Analysis，1935—1944；修订版：1981—1989）影响甚远。而这些后来被视为音乐分析理论的经典文献最初就是为音乐爱好者所写的名曲赏析。1914年托维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聘为音乐教授，三年后他在爱丁堡大学创建了“里德音乐会”（Reid Concerts）。约翰•里德（John Reid，1721—1807）是一位苏格兰将军，他将巨额遗产捐赠给母校爱丁堡大学，并明确要求学校设立一个音乐教授席位。托维任职的正是“里德教授席”，创立“里德音乐会”也是为了弘扬这位先辈的爱乐热情。托维不仅为此专门组建管弦乐团并担任指挥，而且亲自为一年一度的“里德音乐会” 撰写鉴赏性的作品解说。托维所写的这些programme notes 文风大气优雅，笔调清新风趣，细致入微的音乐分析紧扣作曲家乐思展现的理路，流畅明晰的解说直面音乐本体的佳趣胜境。托维的作品解说当然也涉及与作品相关的创作背景与作曲家的创作风格特征，但这些叙述与点评读来亲切生动，少有学院派的论文腔。托维的音乐分析与德国学派的挖掘深层结构与诠释“背景”精髓的路数完全不同，它是英国经验主义艺术解读的典型体现。这种以音乐主题的呈现与发展为核心描述对象的音乐解说试图引领听众一步步地跟上作曲家的创作思路，感知音乐的意趣及精彩。毫无疑问，在一些分析家眼里，托维的“音乐分析”只是停留在作品“前景”的音乐描述，缺乏深层的解读。但是，正是这种隽永意纵、涉笔成趣的文字将音乐分析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个性化的音乐论说显然非常适合有一定修养的音乐爱好者的胃口。托维以《音乐分析文集》为代表的音乐名作赏析著述开现代意义名曲欣赏写作之先河。这种既有学术底蕴又能面向音乐专业圈外读者的著述成为这一领域写作的经典，它让我们感受到这位大音乐学者（尽管托维自己不愿意被称作音乐学者）的精深功力，也使我们领略到English prose（英语散文）传统在音乐言说中的旨趣和韵致。托维作为名曲赏析写作的“教父”是当之无愧的。顺便一提的是，托维的著作也有中译本可以阅读——1984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陈登颐先生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音乐分析文集》第二卷译出的《交响音乐分析》。
在托维这位一代宗师的影响下，近一百年来，名曲赏析的写作与出版颇为兴旺，尤其在英语世界，它已成为音乐著作中的重要一支，其中有些书广为流传，深受音乐爱好者的青睐。爱德华•唐斯（Edward Downes，1911— 2001）曾为纽约爱乐乐团撰写音乐会曲目解说多年，他在此基础上撰写出版的《管弦乐大众指南》（Everyman’s Guide to Orchestral Music，三卷本，1976）就是颇受好评的管弦乐名曲欣赏读物。它收曲目一千多首，每首乐曲的赏析包括创作背景介绍和音乐解说两个部分，很适合一般音乐爱好者阅读。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室的几位教授合作翻译了此书的上卷，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管弦乐名曲解说》。可惜的是，此书中卷和下卷的翻译再也不见音信。其实唐斯的著作在1981年又出了一个新的修订版，三卷已合为一大卷（共1057页），书名也改为《交响乐指南》（Guide to Symphonic Music）。
科恩•霍洛曼（D．Kern Holoman，1947— ）是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音乐学家，在柏辽兹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他多年任教于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除授课和进行学术研究外，还担任学生乐团的指挥。受著名的诺顿出版社之邀，霍洛曼教授也写有一部名曲欣赏：《管弦乐之夜：音乐会听众之友》（Evenings with the Orchestra：A Norton Companion for Concertgoers Norton，1992）。这本书由三个部分构成。作为主体的第二部分“大作曲家及其名作”是传统的名曲赏析的路子，对所选名曲进行作曲家介绍与作品解说。第一部分“音乐会听众欣赏指要”讲解了欣赏交响音乐会所需的一般知识，包括如何参与音乐会、管弦乐队的构成、音乐形式、音乐历史概述、音乐语言的形态以及管弦乐总谱简说。第三部分“世界著名交响乐团及其指挥”则是简明扼要的交响音乐表演艺术评说，是一份很有用的资料。霍洛曼教授思想敏锐，见解独到，文笔优美。整个第二部分的名曲赏析虽然不附一个谱例，但作者以其蕴含深透音乐感悟和丰厚人文学养的文字让读者清楚地知道作品之精华所在。与唐斯的书相比，霍洛曼教授的著作可算一本交响音乐鉴赏的“简明手册”，其中精选的七十三位作曲家的两百多首作品可以看做一个交响音乐爱好者的“必听曲目”。
在此，应该特别提到由曾经出版过托维著作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策划、出版的一套音乐赏析系列。牛津大学出版社是享誉全球的大学出版社，也是音乐著作出版的重镇。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由牛津出版的有关音乐艺术的书几乎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好书。牛津在推出大量优秀的音乐学术类著作的同时，也出版面向大众的普及性音乐读物，例如，为音乐爱好者所用的《简明牛津音乐词典》和《牛津音乐指南》等。继八十年代重版托维的《音乐分析文集》之后，牛津大学出版社又启动了新的音乐欣赏指南的出版。遵循托维的传统，这个新的系列仍然按音乐体裁构架，目前已出版三种著作：《交响曲欣赏指南》（1995）、《协奏曲欣赏指南》（1998）和《合唱音乐名作欣赏指南》（2005）。这三本书的作者都是美国“音乐作家”迈克尔•斯坦伯格（Michael Steinberg，1928— ）。在美国，斯坦伯格是一位名气很大的“音乐作家”，身份多重：作为音乐学家在著名的曼哈顿音乐学院和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教过书，做过室内乐艺术指导；作为专职音乐评论家为《波士顿环球报》写过十二年的音乐评论；但真正使他建立起声誉的则是他连续几十年为美国著名交响乐团（纽约爱乐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和旧金山交响乐团）撰写programme notes 。斯坦伯格就是在这些programme notes 基础上进行修订或重写，完成了这三本书的写作。斯坦伯格是一位真正爱音乐、懂音乐的“音乐作家”，他对每部作品的分析与解说都能紧密联系音乐本体的特征，通过对形态的具体描述，阐发乐曲的艺术蕴涵。斯坦伯格的音乐赏析虽不像托维那样运用大量谱例进行言说，但从他那种叙述清晰、要义明澈的行文尤其是富于幽默感的笔致中，我们仍能感受到托维式音乐赏析的流畅大气和睿智洒脱。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斯坦伯格在他的著述中吸取了近几十年来西方音乐学研究的许多新成果，这就使得他的音乐赏析在创作背景的展示和音乐释义方面都体现出更多具有学术底蕴的艺术阐发带来的新意。斯坦伯格的这三本书每本都大受欢迎，尤其是首先问世的《交响曲欣赏指南》更是好评如潮，包括小泽征尔、迈克尔•梯尔森•托马斯（旧金山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罗杰•诺林顿（伦敦古典演奏家乐团音乐总监）、赫伯特•布隆姆施泰特（旧金山交响乐团前任音乐总监、荣誉指挥）和当代著名作曲家约翰•亚当斯在内的许多音乐界名人都对此书不惜赞词。斯坦伯格的名曲欣赏系列应该还在继续，我很期待他的《管弦乐名曲欣赏指南》和《室内乐名曲欣赏指南》能够早日问世。
了解西方名曲欣赏写作的传统及其代表性著述，可以更好地理解杨民望《新编世界名曲欣赏》的意义。我读过不少杨民望先生的文字，但对他的了解只是来自附录于这本书的“杨民望小传”。杨先生的人生之路颇为坎坷，但他从未放弃过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学术的钟情。他扎实的音乐基础、较强的外语能力以及很好的写作功底使他最终能够找到“音乐著述”这样一种安身立命的方式。他的学术文章、名曲赏析和音乐文献编译都体现出一种爱乐精神，渗透其中的是他的人生体悟和艺术理想。从杨先生的人生轨迹看，在上海交响乐团工作的三十余年（当然不算“文革”的那一段时光）应该是他的“黄金时代”，他所做的工作——“收集资料、提供资料、翻译编辑乐曲解说，以编欣赏手册和节目介绍手册、写节目单、在报刊发表乐曲介绍文章等方式，对群众进行交响乐欣赏的普及教育”（见“杨民望小传” ）——不仅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历史积淀和成果展示，也是他自己人生价值的最好体现。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编世界名曲欣赏》可以看作杨民望音乐著述成就的集中呈现。
不必讳言，杨民望的名曲欣赏写作受到西方同类著述传统的影响。在我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奇怪，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随着西方音乐艺术传入中国，关于西方音乐的“学问”自然也会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生成、发展。无论是专业性较强的学术研究还是以普及为目的的通俗性介绍，我们对西方音乐及其“学问”的关注与探讨实际上都与这门艺术所依存的西方人文传统有着一定的联系。承认这一点正是为了更理智地正确对待西方音乐文化。从杨民望的《新编世界名曲欣赏》中，我看到了音乐界的前辈们在引介西方音乐文化、宣扬人类艺术经典方面做出的辛勤努力。体察前辈的耕耘，我对“学问”传统血脉之延续也有了更深的感悟。
杨民望的名曲欣赏写作肯定也有他自己的特点，这在他的曲目选择、作品解说、音乐释义上都有所体现。由于时代环境的原因以及条件所限，杨民望先生显然没有给予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交响音乐名作更多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另外，关于作者的曲目选择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在瓦格纳部分，我们见到了瓦格纳几部重要歌剧的序曲（前奏曲），但独缺最能代表瓦格纳创作理念和艺术特征的划时代作品《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第一幕前奏曲和第三幕终曲。同样，我很高兴地看到美国作曲家巴伯（Samuel Barber, 1910—1981）也在作者的视野之中，但欣赏曲目里却不见巴伯那首享誉乐坛的弦乐曲杰作《柔板》。更值得讨论的是，书中所选的作曲家施特劳斯是“约翰”而不是“理查”。无论从西方音乐史的角度还是从交响名曲欣赏的角度看，圆舞曲之王“约翰”的地位远远不及交响诗（音诗）俊杰“理查”。
虽然杨民望先生去世多年，但倾注他心血的《新编世界名曲欣赏》依然充满生机。它曾经影响过许多爱好音乐的人们（其中的一部分现在已是“资深乐迷” ），它也必将继续给爱乐人带来“读乐”的乐趣。我以为，《新编世界名曲欣赏》应该出现在每一个爱乐人的书架案头，因为它是一位值得信赖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