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与沧桑——史新民教授访谈（上）
采访时间：2008年6月1日下午4点到6点
采访地点：史老师家
采访人员：戴逢进 李彦 余静雯
录音整理：戴逢进
编者按：史老师的阅历真的很丰富。十六七岁上当了兵(文艺兵)，在部队干了将近七年，之后又调到家乡的小县城，干了一年多，但没有安于现状，凭着一股子年轻人的活力与奋斗的激情报考了当时的中南音专，学的是民乐二胡。然而，这才是他的起步。史老师在八十年代初主持编撰了文化部一项史无前例的大工程——《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总主编是李凌，史老师是湖北卷的主编），并且借着这一契机，和我院其他一些教授一起最先开始了道教音乐的研究，这一次的成果收录在“集成”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后续的成果不断出来，现在，只要提到道教音乐，没有不知道史老师的。在史老师那里我们不光是学知识，也分享他的人生阅历。和史老师谈话很愉快，虽然他的人生里有许多的挫折与艰辛，但谈话间，你似乎感觉不到那份沉重，反而更多的是坚定与坦然……
采访者（以下简称采）：谈谈您的求学经历吧？
史新民老师（以下简称史）：我的求学不如你们，那时候兵荒马乱的。（顿了顿）我的家乡是农村，小学之后，就上了师范，那时候国民党统治，上师范不要钱，但规定毕业之后必须教书，我上的是简易师范，四年，毕业之后不能教高中，只能教小学。毕业后分到一个边远的庙里（村里的祠堂），有两个板凳但没有学生，坐了一个半月没人来上课。后来简易师范附小又叫我去他们那里教，算是看得起我吧。不到一个月解放军就打到长江了。看到解放军唱着歌，很感兴趣，平时比较喜欢文体，懂一点音乐，于是想跟解放军走。加上同学的怂恿，就不辞而别（没有跟父母说）地去参军了。其实，有这个选择也是出于无奈，因为读书后不知道干什么，没事干。其实，当时解放军来了，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但知道国民党肯定是搞不下去的。所以就跟着解放军走了。当时大概十六七岁的样子。那时候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从家乡江西丰城到湖南的汝城县，赶上了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后来我们又由湖南徒步行军八千里从广西绕到云南，到达与我国的交界的缅甸宝山。在部队搞文艺工作，一干就是七年，写了一些队列歌曲，拉拉二胡，吹吹笛子，参演过一些歌剧，像《白毛女》、《兄妹开荒》等，也经历过和战友之间的生离死别，这六年的经历可能就规划了我的人生方向。
离开部队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选择，离开是五五年，到县的文化馆搞宣传。不过，当时思想不稳定，心理想着要考学校。我那个领导也当过兵，很理解我。觉得我还年轻，可以去闯闯。我在那待了一年多。后来，报考了两个学校，一个就是“中南音专”（武汉音乐学院前身），还有复旦大学的新闻系，因为觉得自己在新闻宣传方面还有些经验。考“中南音专”的时候心里没底，钢琴从来没见过，真是土包子进城啊！所以没抱多大希望，不过文化课要求比较低。复旦大学就更担心，因为要考数理化，这些从来没弄过。所以我在考后填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填的是“中南音专”，第二志愿是复旦。结果，中南音专录取了。考进来后，本来学制是本科五年，但由于工作需要只读了三年就提前毕业了，分配是留校工作。那时候是五九年吧。后面的事就不多说了。
采：我们了解到，史老师最先学的是二胡，后来又去研究了道教音乐。是什么原因触使您去研究道教音乐的呢？
史：谈到道教音乐，我给你们回顾点历史吧？二十年前吧，在襄樊（武当山在襄樊）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宗教音乐研讨会。这个会本来是要到泉州去开的。但由于我们湖北有个《武当山道教音乐》的小册子，引起了上面的注意，于是就改在这了。因为是文化部门召开的，所以当时有许多学者到会。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啊。会议还惊动了海外的学术界，港澳台和外国的一些学者都要求来开这个会。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你们都应该知道。过去宗教音乐都是被禁止的，马克思说“宗教是鸦片”。宗教音乐一直被压抑，这次会议很开思想，我国研究民族音乐的老前辈都来了。这个会议说是谈工作问题，其实讨论了许多学术的问题。记得吕骥说过：“道教音乐是什么呢？各位知不知道？宗教音乐是一种特殊的音乐，它反应了我们古代人民一种特殊的心理和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是我们民族音乐审美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你不了解宗教音乐是反应了我们古代人民的审美与追求美好的要求，你就不懂得宗教音乐的价值！宗教音乐和迷信宗教是两回事！宗教音乐是文化！敦煌莫高窟里的雕塑，如果你认为它是迷信的东西而把它打掉，那么你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同理，如果你把宗教音乐否定禁止掉，那么你也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宗教音乐是我们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话说得多深刻！还有学者说，道教音乐不是一个单一的品种，它集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民间音乐之大成。道教音乐不同于佛教音乐，佛教音乐有许多是外来的，道教音乐是民族的。对于我们民族自己的音乐，我们应该重视它，不要把它当一种猎奇的东西，仅仅出于好奇，这时心中升起了一种使命感，觉得这个东西有搞头。所以大家情绪起来之后，田青第一个发言，他说编辑道教音乐要有三策：上策，宗教音乐要单独立卷，不能只是在《民族器乐集成》里弄一个栏目；中策，要在民族器乐卷里立一个大类；下策，要在道教音乐里开许多小项。
这次会议可以说拉开了中国宗教音乐研究的帷幕，对全国各地的宗教音乐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采：有人说道教音乐保存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元素，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前面你也说到道教音乐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品种，它集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民间音乐之大成，那么这种对古代音乐的保存，特别是对这种宫廷的，文人的，民间的音乐元素的保存具体是怎么体现的？
史：有一本《全真正韵谱集》就主要是文人音乐的元素，因为全真教的道士主要是文人。全真道成立于金元时期，那个时候正是国难当头。金兵进犯，宋朝朝廷软弱无力，许多知识分子由于仕途受阻，不能为国家尽力，眼看着国运凋敝，民不聊生，所以愤然入道。全真道的创始人王重阳就是一个大文人，还有跟随他的七个徒弟（即全真七子）都是很有文化的人，诗词歌赋自然无所不通，所以他们创造出来的音乐自然就很文雅。于是，道乐里有文人音乐的因素也就不奇怪了。宫廷音乐是怎么来的呢？因为过去，特别是在明朝时候的武当山，明成祖朱棣特别推崇道教，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发家是因为自己是真武转世，所以在武当山大修宫观，且仿北京故宫模式，设计巧妙，处处体现宫廷气派，那时候武当山就成为了明朝的皇室家庙。武当山的道士经常要到皇宫里演出，皇室里的乐队也到武当山来参加斋醮仪式，于是相互融合，发展到后来，武当山的道教音乐也就自然地拥有了宫廷音乐的元素。民间音乐的元素主要体现在正一道，正一道里面有一个分支叫火居道，火居道不住宫观，戴上帽子就是道士，脱下帽子就是老百姓，为了使更多的人信奉他们的宗教，在民间做法事摆道场的时候，就会从民间吸取许多的艺术手段，音乐上会吸取许多民间音乐的元素，所以他们的身份更接近民间艺人。
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了，我们的文化要大发展，国家要发展软实力，文化要走出去。音乐是软实力的代表之一，所谓“乐行天下”，就是要让我们民族的音乐走向世界。这方面，我感觉，道教音乐功不可没。为什么这样说呢？你们知道，有一首曲子《二泉映月》。现在据我所知，波士顿、费城、维也纳、里昂、斯图加特等等，都在演。我们每年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去开新年音乐会，除了管弦乐就是民族音乐，而《二泉映月》几乎成为每年的保留曲目。记得1978年的时候，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率领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到中国北京来演出，最后的压轴就是《二泉映月》，小泽征尔边指挥边流泪，乐队的演奏员都跟他交流，配合很默契，都是眼含泪水演完这首曲子的。小泽征尔说：“这种音乐应该跪下来听。” 就是说，这种音乐对他们产生了震撼。而《二泉映月》又是阿炳的代表作，阿炳是什么人？他是个道士（正一道）！阿炳的父亲华清和是雷尊殿的当家道士，阿炳从小就跟随父亲学道，所以道教科仪中的念唱做打样样精通。他道乐的功底很深，当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就奉他为小天师了。但到三十五岁的时候，他眼睛失明了，眼睛失明之后当然就不方便再做天师。所以，为了谋生不得不流落街头。闲暇的时候每每坐到无锡的二泉旁边拉奏二胡，寄情于乐，所以《二泉映月》是阿炳的音乐自传。里面既有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又有对自己人生苦难的倾诉。外国一些艺术家评价这首曲子认为，在表现人性这一方面《二泉映月》比《春江花月夜》要深刻得多。有人说瞎子阿炳写的不是道教音乐，他的音乐主要是民间的。可是阿炳如果不当道士，就不会懂音乐，他不懂音乐自然就写不出《二泉映月》。所以，中国音乐要走向世界，我感觉，必须要重视道教音乐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