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术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且彼此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第一，用西方具体学科的概念、方法来阐释中国的学术及其问题，例如，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美学中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等等。如此，中国学术及其它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关系的特殊性就完全被遮蔽了起来。我把这种研究之道叫做“借别人的钥匙开自己的锁”。第二，中国现代学术是一个持续地走向非传统之道的冒险历程。中国现代学术可以魏源之“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其起点，迄严复大译西书始，尤其是关于体用之辨发表后，中国学者就开始了以西方思想作基础思考中国问题，以西学作规范研究中国学术的取向。随着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借西方的钥匙开中国的锁”这种研究策略基本上定型。

从以维护大清统治为主旨，以官学为规范的标举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到以思想启蒙为鹄的，以自由论文为形式的力倡西体中用“拿来主义”的新文化运动，再到今天以经济改革为背景的当代学术大潮，无不是取法西方科学主义的运动，尽管其间存有一些差别。这种思潮在当代尤甚，它已发展为这样一种时尚：不懂一点西学，便无以言学术。西学仿佛味精，哪里有学术活动，就应该洒到哪里；如果你的文章缺少这种“味”，便会怀疑你的学人身份，或者怀疑自己的学术功底；西学就像一张入场券一样，人们趋之若鹜，以至大多数学者两眼直盯着西方，例如，当胡塞尔的现象学被介绍至国内，于是不论专业研究者还是其他领域的学者都在“现象”里与胡塞尔攀亲结缘；当《存在与时间》推到我们面前，顷刻，又都躲到海德格尔的“语言之家”里“存在”，由此来阐释儒道哲学以及其他学术问题；当《方法与真理》之“解释”风起，俨然又成了传统文化的合理解释者；西方产生了后现代和解构主义，于是，中国当代文化又被贴上了“后现代”的标签，“解构主义”亦成为观照道家哲学的唯一参照，庄子的哲学又被赋予了解构的性质。在文学研究方面，西方有比较文学，于是我们也开始从“影响研究”讲起。在语言学研究方面，自《马氏文通》以来，西方学者说“文字是语言的纪录”，于是，汉字也被冠以此种定义。更有甚者，在艺术方面，获悉西方有行为艺术，中国就有人“拿起枪朝着镜子开一枪”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式后的第一“幅”“美术”作品。等等，不一而足。我们很少考虑从我们自己当下切身的生活世界的现实发问，从那些“细小”的生活现象中开掘出思想；很少从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必然性及其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内在要求来思考如何建立中国现代的学术范式，即中国现代学术活动本身的规范性：它的对象、任务、问题、方法、概念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哲学或历史学、美学或语言学，几乎无不仰西学之鼻息，步他人之后尘，而拾人牙慧。我们如此这般地渴求、倾慕西学及其科学主义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学者匆匆复匆匆，追赶西学，一如夸父追日那样，无心歇下来，驻足反省自己学术活动本身的问题，虽然在九十年代初有学者提出学术的规范问题，但是并未切中要害，即他并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将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以来的中国现代学术的整个过程作为考查对象，并从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必然性，即中西比较性与中国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来考察中国现代学术的范式（paradigm）问题。由于他们并不是在这样深刻的领域里提问，因此，不可能触及中国现代学术根本的病痛，亦不了了之。当王铭铭事件发生后今人又再次提出所谓学术规范问题，但仍语焉不详。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焦虑地存在着，焦躁地追赶着：唯恐我们的学术赶不上西学的进程，唯恐自己的研究落在潮流的后面，唯恐自己的学术语言合不上所谓公共话语。（这样的所谓学术研究岂不必定要遮蔽什么吗？）我们现在是否须要歇下来，喘一口气，静心问一问，这种取法西学的治学之道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是学术繁荣，还是学术危机？如果我们冷静地、客观地审视一下现代中国学术全过程（自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迄今），就会明了所带来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西方文化的冲击，一方面开启了中国现代的学术之路；另一方面，在接受西学过程中，我们又丧失了正确研究中国本己学问的方法和能力；一步一步地挪到了西学的范式里、西学的概念里取舍中国传统学术问题。实际上，前者仅是一契机，而后者反映的却是中国学者们的主观态度。因此学术危机，正是这种态度的结果，而与契机无关；并且愈是人文性强的学科，危机愈深重，例如哲学、美学和语言学等。也许会有人反驳说，君不见当代学术如此繁荣，如各种丛书是一套一套地、各类杂志是成批成批地，何言危机？遗憾地是，繁荣是表象的、虚华的；实际上，只能叫做热闹，而不是繁荣；尤其是当代学术，热闹多于繁荣。危机却是深层的、本质的。这个深层的、本质的东西就是“借别人的钥匙开自己的锁”，以及由此带来的与本己文化史之必然性相适应的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阙如。可以说，中国现代学术日趋无序。现代学者普遍表现出来的困惑，即怎样从事研究？研究什么是有意义的？怎样来评判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各大学的职称评定上，皆可资为证。由于我们从未认真地、明确地把自己所从事的这种称之为“学术”的行为本身提出来当作一个对象或问题给予考察；也从未认真地考虑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研究对象和我们的存在性的根据----自身的特殊性上引出一套方法、研究纲领、一种学问思路；以及如何用建立学术范式的方法实现与西方学术范式的沟通，与中国传统学术的衔接，而是秉着一种，或朴素的学术兴趣、或沉重的忧患意识、或某种盲目的冲动，匆忙作文论道。尽管理论洋洋洒洒、著作成堆等身，但由于缺乏一个与自己文化史之必然性相适应的学术范式，以至相当大一部分著述，毋庸直言，皆可付之一炬，而毫不足惜。因为，出于兴趣者，囿于主观爱好；禀于忧患意识者，敝于思想启蒙；而盲目冲动者，则失之无所不究。这绝非故作惊人语，而耸人听闻，实在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写照。尤其是当代学术，更是把这种趋势演为大潮，而推向绝顶，最终以腐败显露出它的“真身”。季羡林先生于九十年代初在《读书》上曾撰文说：现在一些文章，肤浅者居多，往往读了等于白读；许多结论多是八股调，说了等于没说。[1]钱钟书先生则认为：时髦理论太多。在此，我无意举例详论，因为，每一个经过八十年代、或着关心过八十年代迄今学术状况的学者心中都不免有一、二例子，这里，我只想从理论上作些必须的分析。

我们知道，学术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客体的知识，亦或揭示其真理，但怎样判断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呢？引申之，对于每一个别学者所作的研究，怎样判断他的成果的价值呢？这就向学术研究提出了规范和规则问题，引用库恩的概念，就是“范式”（paradigm）。

黑格尔曾认为：真理是全体，是整体（所以他要构造一个庞大的体系，以成规范，便于揭示真理）。黑格尔的真理观是值得注意的，它与现代结构主义关于意义的学说，有着某种不谋而合之处。这两者皆在强调意义是一个客体自身诸种构成关系性质的呈现。因此，说真理或意义是客观的，在于它与它自身相符合，是自身相符合的一种特征。另外，现代真理观不仅有符合论，还有约定论。说它是符合论，在于表明它是关于什么的真理。说它是约定论，在于，它必须是一个由某个学术共同体诸成员之间相互约定研究范式的产物。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知道某人说了什么，而且还要知道是怎么说的，它比说什么更重要；重要性表现在，你说的什么必须是一个确定范式中的什么，即在一个什么样规范中说了什么。因此，一项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只有在一个恰当的学术范式中才能被显明。这是因为学术范式所具有的客观性、独立性，使得它自身产生一种制约与规范作用，这种制约与规范作用就是学术研究的统一性原则的体现，也是其权威性所在。因此，学术范式是理论研究的根本保证，缺少这个保证，即使你说了许多的“什么”，也是白说，因为人们无从判断其意义。由此观之，没有一个学术范式规范的研究，是盲目的研究。

相反，我们可以说，一种没有范式做权威的学术活动，就像一个交响乐队没有标准音高，每个队员在自己的乐器上寻找标准音高那样，每位学者就会囿于自己的习惯，以及自己乐器的条件，并以此作标准、作权威，如此，整个学术活动就会流于无规范、无制约状态，在此状态，人们极易走极端：或者以“创造”“新观点”“新术语”为学术主旨；或者以赶潮流为要务，鹦鹉学舌似的，同样的话语充斥各种研究领域；更有甚者，为了功利目的，如评职称，而大批量地“生产”以至“复制”论文著作，至于它们的真实价值何在不是首要关心的问题，或着根本不去考虑（折性学术研究的价值不在真理性而在功利性，功利性必然导致学术的没落与腐败，在学术领域，市场行为是不讲质量的行为，因为功利性必然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以真理为目的）。在前者，“新观点”、“新术语”是权威；其次者，时髦理论是权威；最后者，则“解构”权威，甚至“解构”了学术。回首八十年代以来的学术活动，当今绝大多数学者不会对此感到陌生：如果说，八十年代是盲目的狂热，那么，九十年代初则是盲目的冷静，因为，那时人们由于特殊的事件，进入九十年代后，突然失去了方向，学术研究变得茫然，各杂志的投稿率下降；学者的身份、功能亦突然成为一个问题；习惯了赶潮流、或“赶集式”的学术活动，在面临需要自己“找米下锅”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变得无所适从。而正当此时，一股下海热迅速蔓延，“人文精神”的讨论便“揭竿而起”，这意味着，新的学术集市又开张了。不久，接着是所谓的“比较文学”取代了八十年代美学的显学位置，沸沸扬扬了一阵；再接下来，就是“后现代”、“东方主义”、“结构主义”、萨依德、德里达、雅斯贝尔斯、斯特劳斯等等，当然，还有刘小枫及其所介绍进来的文化基督学研究。于是，经过了短暂的“冷静”之后，八十年代的那种“借西方的钥匙开中国的锁”及其“赶集式的学术”活动方式又接上了趟。对这些，我们不会不记忆犹新，只要我们愿意启开我们记忆的闸门，八十年那些狂热的镜头就会历历在目，如，或模仿西方学者的著述、语言风格炮制一些令人费解的文字组合体；或研究西学取代对我们切身的生活世界各种活生生文化现象的思考；或在概念相互歧义的定义中商榷争论；或为轰动效应而激扬文字，似乎发表文章只在宣布一个令世人吃惊的观点；或抢概念发明权，以此表明自己是学术上的领头羊。那时，学者们心中无不澎湃着一种激情、一种非权威的激情，这就是“学术领袖综合症”-----谁也不服谁！（思想启蒙和紧紧效仿西学是这个综合症的病根所在）。由于被这种无范式规定的激情支配着，“大家”都忙于一些“宏观”问题的研究、忙于制造“体系”，可怜那些没有轰动效应的、不足以显示“非范式规定的激情”、或不可能、不利于产生“领袖”的微观研究，如学科的文献建设方面等等，鲜有人问津。九十年代只不过多了两点，即为了评职称而大肆抄袭别人的研究成果，和主编大型丛书。

中国现在欲真正发展自己的学术，——所谓“自己的学术”，是指从自己的历史及其切己境遇中所滋生的问题研究，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知识体系，必须从两个方面来努力，第一是返回我们自己当下所生存其间的生活大地；第二是建立学术范式。欲做到这两点就必须根绝一个世纪以来的习惯做法，这就是“借西方的钥匙开自己的锁”，用“借西方制造钥匙的方法制造中国的钥匙开中国的锁”的思维取而代之，使我们真正能站在自己的历史及其文化的必然性上开展学术研究，这是我们现代中国人创造新的历史与社会生活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