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有力、有利、有节

——贺绿汀《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中的音乐批评技巧

贺绿汀《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1][1]是建国后我国音乐批评领域中具有很大影响的一篇论辩性评论。1963年5月2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评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音乐评论《克罗士先生》，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2]。贺绿汀先生本着音乐家的历史责任感，大胆地站出来拨乱反正，对姚文元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由此引祸上身，在“文革”中饱受摧残，差点连命都丢掉。然而，也正是这篇文章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使我们看到一个音乐批评家不苟且，不媚俗，不畏权势，据理力争的铮铮铁骨和大无畏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正直的当代音乐批评家的风范。

贺绿汀的《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说理透彻，驳论立论结合，深刻有力，集中了论辩性评论的要义，体现出高超的音乐批评技巧，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评论。从写作方式上看，本文的特点是：有理、有力、有利、有节地指出对方论点谬误，在驳斥对方论点中树立自己的正确观点。

一、有理

论辩是论辩性评论的基本特色，论辩的话题，往往是某一学科领域中有争议性的问题，要把这些问题评深论透，必须多角度、多侧面、多方法地对其进行分析，这样，才能言之有理，言之凿凿，令人信服。因此，有理成为论辩性评论首要的具体要求。

贺绿汀《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一文的“言之有理”首先体现在文章的结构上。为了表明自己探讨问题的态度，本文的前言欲抑先扬，先是说“特别是象非音乐界的姚××能替这样的书写批评文章，更是难能可贵了。”转而表示：

德彪西喜欢炫耀机智，喜欢说俏皮话，说反话，有些话甚至是他的幻想或联想，而内容又是二十世纪初期巴黎音乐生活的各方面，因此看这本书的人，如果不当心就有可能被骗上当，把反面话当成正面话。

这几句貌似平常、却带有几分调侃的话指出了音乐批评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冷静的科学分析基础上才能得出结论。为作者最后的结论性意见埋下了伏笔。

本文的核心，是在批驳对方论点的同时，树立自己的观点。作者从姚文中选取了几个最关键的错误，从不同角度逐一进行批驳。在此基础上，指出对方论点谬误的根源：要批评印象派的音乐，必须作细致的研究工作，单是抓住“印象”两个字就大作起文章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具体的行文中，作者使用了两种很有特色的论证方法：一种是先驳后立，驳中有立。如对姚文在开始提到的所谓“晦涩难懂”的“建筑式”的感情，作者从“各种艺术品在结构形式上的相互联想作用”的角度说明“其实并不难懂”。进而指出：

音乐假如不能激起人们的感情，不能引起人们的幻想，那只能说是没有生命的音乐，即不是音乐。

这段文字是先驳后立，驳、立结合，先驳斥了姚文提到的所谓“晦涩难懂”其实并不难懂，后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没有生命的音乐，即不是音乐”。这样的论述还有对姚文解释“印象”与“寄生性的审美观点”的批驳。先驳斥了姚文“印象”是“寄生性的审美观点”，然后提出，批评必须作细致的研究工作，望文生义不能解决问题。全文最后的结论，也是建立在“对姚文最后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总的驳斥基础上：“批评家最好要有广博的知识”，“不能够‘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望文生义’”，在批驳中树立自己的观点，提出建议：“对某个问题不是很熟悉的话，最好也要谨慎小心，多下一点研究工夫，实事求是”，“因为批评是起指导作用的，所以必须在可能范围内力求正确。”另一种是指出对方论点的错误，并逐一批驳。如指出：姚文所引“要保持鹤立鸡群……”的一段话，完全理解错了；姚文对克罗士先生所谓的“弱者”和“陈腐的教条”也理解错了；姚文对“人们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并且承认艺术对群众是绝对无用的”“这句话的理解，完全是断章取义，歪曲了作者的原意”；姚文对“马斯涅”的一篇文章，“自己没有看懂，便狠狠地批评起来”；“姚文中有关艺术趣味的培养问题所引用的几段话，也是完全误解了德彪西的意思”；等等。作者由批驳展开论题、表述见解，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由此得出的结论画龙点睛，水到渠成，综合了全文的内容，具有普遍意义，表现作者独到的见解。

其次，作者在具体论辩中所表现出的旁征博引使其观点论据充分，言之凿凿，令人信服。在批评姚文对《克罗士先生》一书第九页中“要保持鹤立鸡群……”一段话时，首先正面批评姚文“完全是理解错了，所以他的批评也就是无的放矢”。指出：书上明明写出克罗士先生是反对“音乐行家”的人。随后，作者根据当时巴黎艺术生活的现实，从丰富的历史材料中具体描述了“克罗士先生”所指的“音乐行家”的两种类型：第一种“行家”是“穿着燕尾服与漂亮的时装的资产阶级的绅士们与太太们”，“他们耐心地忍受着烦人的差使，他们不中途退场是为了要人家在散场的时候看到他们……”；（3页）第二种“行家”是“虚假的批评家”和“那些随便决定‘罗马奖金’竞选者的命运的冷漠的学院派的先生们”；（13页）克罗士先生周围的“热情”就是这一类“行家”的热情。并反问道：难道它不会糟蹋一个艺术家吗？难道他应该成为这种“行家”的传声筒吗？作者接着进一步对克罗士先生所说的“弱者”和“陈腐的教条”进行了分析，指出：这里所谓的“弱者”并不是讲无产阶级，而是指那些胸中无主见的，人云亦云的弱者；这里所指的陈腐的教条，也是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的，因为当时巴黎音乐家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不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而是陈腐的学院派与象德彪西这样的革新派之间的矛盾。由此引证出：与其听这些“行家”老爷们的话就不如去听风的话。作者把评析对象——“弱者”和“陈腐的教条”放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巴黎”这一具体的社会背景中，从两种“音乐行家”的分析，到“陈腐的学院派与象德彪西这样的革新派之间的矛盾”，在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综合地把握对象，使自己的观点有理、有据，达到了最佳的批评效果。贺绿汀先生就是这样在批驳姚文的错误论点中树立自己的正确观点的。

至此，作者虽然已经说明了这里“陈腐的教条，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但他并未就此打住，而是进一步分析了姚文错误的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姚不是音乐评论的行家里手；第二，“没有把原来文字弄明白，就作出许多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判断”；第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评论标准。并针对这种音乐批评中不懂装懂的现象尖锐指出：

这本书不容易理解是事实。但是姚××没有把原来文字弄明白，就作出许多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判断也是事实。

由此看出，进行音乐批评，学习和积累有关的知识非常重要。不仅如此，还要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这样，才能在对握对象时更为准确，逐渐成为行家里手。

二、有力

此文写得有力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力度。本文语言确凿，毫不拖泥带水，明确表现自己对对方论点的态度。这一点，从上文的引述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如此锋芒毕露的语言，既指出了对方论点的谬误，又昭示出对方治学的草率和武断。

二是论证力度，本文采用逐一批驳对方论点的论证方式。即一条条列举对方论点，再引用原文与对方论点相悖之处，略加分析，对方论点即站不住脚。让事实说话，加强了论文的力度。

    论辩类文章一般都提出了对争论问题、商榷问题的独到看法，具有独创性。它具体表现在：提出了新的理论、新的学说，运用新的方法、新的观点综合诸家材料加以论证得出新的结论，否定传统观点；对传统理论、学说加以补充、修正，提出更准确、更完整的论点。提出新见解，并不是无根据的标新立异，而是具有充分论据并经过严密论证的研究成果。贺绿汀在《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一文最后就是这样提出新见解的。

    1、这本书这样的“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当然不能说是无产阶级的，更不是马列主义的。“内容提要”也有毛病，但也并不象姚××那样，说得一无是处，毫无介绍的价值。

    2、德彪西以目睹者的身份，揭露了当时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的音乐生活中各种丑态与阴暗面，对于如何正确借鉴西洋音乐为我们自己音乐文化事业的建设服务，是有其一定参考价值的。

    3、对西方资产阶级音乐理论，包括印象派的理论，我们只能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冷静的科学的分析，吸收其中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批判其中有害的甚至反动的东西。不能无批判地去肯定，也不能一棍子打倒。

特别是其中第三点，大胆提出“对西方资产阶级音乐理论，……不能无批判地去肯定，也不能一棍子打倒。”这在当时是符合音乐发展历史真实面貌的见解。作者不仅从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提出了对音乐理论发展的新论点，而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找到了充分的论据，进行了深刻的评论。可见，作者提出这个新见解不是主观的臆测，而是从丰富的音乐史资料中概括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揭示了音乐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以科学性为基础的。

在文章的开头，作者就曾提出音乐批评的动因是音乐批评领域的根本性问题。作者认为，决定着一个时期某一作曲家音乐变化、发展的各种因素中，起基本作用的有：时代背景，作曲家的思想动向，作曲家的写作风格。这三种因素的交感共振，可以断测一个作曲家的音乐创作风貌。同理，评价一部著作，也必须对作者的思想动向、时代背景、写作风格有全面的理解，连作者的基本写作风格都不了解，就贸然说三道四，产生错误的结论是必然的。作者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丰富的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结论，抓住了音乐批评问题的实质，揭示了音乐批评的客观规律，具有严密的科学性。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不能说，凡“新颖独到”的都一定得是马克思主义的。贺绿汀先生用推论的方法将论题一层一层地向纵深发展，直指问题的实质——也是对方论点谬误的根源；他用切实的音乐批评实践揭示了音乐批评的客观规律，证实了自己音乐批评理念的正确性。“有力”体现在作者论据是非常可靠的，以音乐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了作者论点的科学性。具有客观性、准确性、持久性相统一的性质。

如此等等，就不逐一列举了。总之，作者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综合地探求、揭示《克罗士先生》的魅力，分析细致，说理精辟，评论深刻。不仅有面上的广度，而且有点上的深度，文章具有较强的系统性。

三、有利

从贺文中可以看出，作者不避风险、不畏强权，即便处于对自己不利的政治气候下也要拍案而起、登高一呼，这表现出作者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作者的观念处于极度劣势且势单力薄，单凭匹夫之勇去“坚持真理”，只恐连说话的权力都可能被剥夺——文章很难见报。作者将对方论点的错误归结为学术问题的探讨，有效地避开了敏感的政治话题，彰显学术风骨，探讨理论问题，表现出高度的学术智慧。

作者紧紧抓住对方论点的理论体系和错误实质，将姚文的错误实质归结为：

第一，姚文认为“凡‘新颖独到’的都一定得是马克思主义的”——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批评原则。但是，“当时巴黎音乐家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不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而是陈腐的学院派与象德彪西这样的革新派之间的矛盾”。所以，姚文对德彪西的批评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姚文元误解了德彪西的意思，将学术问题政治化了。

第二，姚文没有“作细致的研究工作，单是抓住‘印象’两个字就大作起文章来”——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本原则。并进一步引申：“西方资产阶级音乐理论，包括印象派的理论，……不能无批判地去肯定，也不能一棍子打倒。”可以“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冷静的科学的分析，吸收其中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批判其中有害的甚至反动的东西。”这是作者一贯的学术主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姚文在片面强调“阶级论”和“艺术为群众论”的时候，对德彪西的著作断章取义，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误读。德彪西亲见并“揭露了当时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的音乐生活中各种丑态与阴暗面”，对我们“正确借鉴西洋音乐为我们自己音乐文化事业的建设服务，是有其一定参考价值的。”学习、借鉴一切有用的知识为发展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事业服务，这也是作者一贯的主张。

今天，我们联系贺文的写作背景不难看出，此文在当时所针对的绝不仅是姚文这一具体的文艺评论，而是针对当时整个艺术评论界的状况的有感而发。在“阶级论”、“群众论”和“马克思主义论”为主导的社会氛围中，作者如果直接进行批评，其结果是不难想象的。而作者下面的论述：

艺术品虽然表现手段各不相同，但结构形式的规律往往有相同的地方，因而也有些建筑师往往用音乐术语来解释建筑的结构形式。在艺术欣赏方面应该可以允许有幻想的，这在中国也不能例外。如钟子期听伯牙鼓琴，就想到琴音“志在高山”或“志在流水”。李白《听蜀僧睿弹琴》诗“蜀僧抱绿绪，西下峨嵋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应该说这首诗很美，很有意境。音乐假如不能激起人们的感情，不能引起人们的幻想，那只能说是没有生命的音乐，即不是音乐。

鲜明地指出了姚文谬误的同时，也进一步重申了自己历来所坚持的观念：不能激起人们的感情、引起人们幻想的音乐，是没有生命的音乐，就不是音乐。这个在今天看来最为普遍的观点，在当时大环境中有多么的“另类”是可想而知的。

贺文通篇包含着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极左”之风的不满，包含着对音乐批评“艺术标准”的不舍，包含着对“不懂装懂”的不屑，包含着对权势的不畏；同时，这也是对我国当时音乐批评面临深重危机的一个严重警告。作者对当时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一时间成为文艺批评金科玉律的现状深恶痛绝，虽势单力薄，但针锋相对，据理力争；虽有时不得不低头，但内心从未屈服。当他看到姚文元的文章，虽深知其势大[3][3]，明知动其有祸，但哽骨在喉，不吐不快。这种“直言不讳”的批评，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年代是非常大胆的，更何况批评的对象是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物。敢这样说，没有批评家的铮铮风骨是不敢想象的。也正是由于作者高度的学术智慧，他才能以“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武器，指出姚文的评论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并使其正确的批评见诸报端，公之于众，在“极左”之风漫溢的我国文艺批评领域还能有尊重音乐艺术规律的真理之声出现，其意义非同一般。由此，作者使我们感受到其智慧的同时，亦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学术智慧对批评的重要作用。同时，作者在文中所强调的艺术评论的基本原则——广博积累，实事求是，尊重艺术的独特性，不妄下结论。在当时有极强的针对性，在今天恐怕还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四、有节

本文在表述上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但在写作上却并无敌意。口吻的商榷色彩，充分显示了作者进行学术探讨的意图。无论是首段对姚文的肯定，还是批驳之后的定论，都是有分寸的，并无意气用气的迹象，文末的一段话更有大度与平和的风度：

我们知道，姚××是有影响的批评家，我虽然对他的文章读得不多，他的批评文章是有定评的。不过我认为批评家最好要有广博的知识，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姚××对1900 年前后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活动情况不很熟悉，对印象派音乐与绘画到底是些什么内容恐怕也不见得完全清楚，如果自己对某个问题不是很熟悉的话，最好也要谨慎小心，多下一点研究工夫，实事求是。不能够“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望文生义”。因为批评是起指导作用的，所以必须在可能范围内力求正确。

这里，作者真诚地指出了：知识和经验欠缺的人不了解音乐批评的现状，也看不到音乐实践及其理论的全部复杂性，在他们心目中的问题对学养有素的人来说往往并不成其为问题——那是别人早已解决了的或者是个常识问题。发现问题的数量与质量同个人的知识与经验是密切相关的。本文作者在那样特定的时代条件下，不逞匹夫一时之勇，而是十分讲究论战方法和表述分寸，表现出高超的学术智慧。

综上所述，贺文以驳斥对方论点的尖锐锋芒，勇敢地捍卫艺术真理；以有理、有力、有利、有节的坦荡风度，避开了当时政治斗争的焦点；在几乎以政治标准为唯一评价标准的时代，最大限度地宣传了音乐艺术的独立性特点，使得本文在当时得以顺利发表。展现出一种高超的斗争智慧和学术智慧。

冯效刚  2006年9月15日定稿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