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今天已经不再是巴赫或者贝多芬的时代，但严肃音乐仍然不可能缺席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不要说莫扎特、贝多芬这些少年成名的天才作曲家了，即使在西方音乐舶来不过一个世纪的中国，那些被历史铭记的作品中，同样有不少是出自“青年之手”——冼星海在33岁时创作了《黄河大合唱》；何占豪、陈钢创作《梁祝》时，正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吕其明创作《红旗颂》时，不过35岁。

　　据不完全统计，仅从2008年到2011年，全国共有2100多名作曲专业学生从学校毕业、走向社会。由此推算，以70后、80后为主体的青年作曲群体总数可观。今天青年作曲人面临的时代条件，要远远优越于过去，但是，为何今天的音乐会曲目里仍然难寻青年作曲家的作品？青年作曲人有着怎样的艺术追求？他们是否另有难言的苦衷？

　　初露峥嵘

　　与国外几乎站在同一平台

　　“当前的交响乐创作，堪称百花齐放。”知名指挥家陈佐湟说。过去的作曲技法、风格主要体现为中国风格或者东欧音乐的痕迹；而今，青年一代作曲人视野更为开阔，他们广泛汲取世界各种流派的养分，“与国外几乎站在同一个平台”。

　　的确，随着社会开放程度与国际交流的扩大，交响乐这一舶来艺术已愈加焕发东方神采。越来越多的中国作曲家着力于用西方音乐语言描绘中国气象、诉说中国故事，越来越多的中国作曲家赢得世界尊重。一些70后、80后的青年作曲家也初露峥嵘。

　　“中央音乐学院的郝维亚、上海音乐学院的陈牧声和武汉音乐学院的赵曦，可视为70后作曲家中的佼佼者”。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贾国平列举说，郝维亚创作的歌剧《山村女教师》、陈牧声的交响诗《牡丹园之梦》和赵曦为三位打击乐手而作的《金木》，不仅获得了多项国内外殊荣，而且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当然，70后作曲家远不止这三位。比如，同样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的邹航，曾在1997年以《十八罗汉》在荷兰举办的国际作曲大赛中获奖，成为该奖项年纪最小的获奖者。曾在不满20岁时，连获瑞士国际音乐电影节大奖和美国欧柏林作曲一等奖的黄若，其在2003年举办的音乐会获得《纽约时报》“全美年度十大音乐盛事”之一的不吝赞美。

　　“80后作曲群体在数量上，比60后、70后涌现更多的人才。”贾国平认为，这与音乐教育的发展以及上世纪90年代之后愈加频繁的国际交流相关。目前就读德国弗莱堡音乐学院的杨琳，是“德国西门子音乐支持奖”年龄最小的获奖者。而在历史上，卡拉杨、伯恩斯坦、拉亨曼等享誉世界的音乐家，都曾荣膺西门子音乐奖终身成就奖。1988年出生的李劭晟，其中学时期的作品就获得美国芝加哥国际作曲比赛青年组第一名，等等。

　　如今，究竟有多少青年作曲人活跃在创作一线？很难找到确切的统计。经过音乐学院作曲专业训练之后，他们一般的出路有：在国内或者国外继续深造；加入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队伍；从事其他工作等。不论何种路径，单纯从事严肃音乐的创作，对于青年作曲人来说恐怕还是理想。一位青年作曲人坦言：自己每年有一半时间写喜欢的音乐，另一半时间只好写能养活自己的音乐。

　　羽翼渐丰

　　以继承历史、表达当代为己任

　　“我的老师们，即50后一代作曲家，一个显著的创作特点就是喜欢追求不一样的音色。而我更看重对自我感受的表达，更加注重传统语言和旋律性。”70后作曲人杜薇坦言，这已成为同辈人普遍的追求，“大家似乎都在有意识地往回拽自己”，有时甚至不及老师们更前卫。

　　杜薇的作品《袅晴丝·惊梦》，2011年底获得国家大剧院青年作曲家计划第一名。杜薇特别选择了昆曲的灵魂搭档——竹笛，作为乐曲的“眼睛”。她将中国传统戏曲中装饰性花腔的写法借鉴到西洋管弦乐队中，再加上竹笛散板式的唱腔与乐队节奏紧凑的流水板和声背景，营造昆曲《游园惊梦》的意境。杜薇将这种有意识的风格追求，归为成长经历、个人爱好和艺术探索三者的合力。

　　凭借作品《花问》，摘得同一届国家大剧院青年作曲家计划第二名的刘畅，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这位“85后”作曲人，首部管弦乐作品意在“抒写女性独特的心灵感悟”。“音乐史上，描写女性的音乐作品寥寥无几。当代音乐作品中，也只有陈其钢先生的管弦乐作品《蝶恋花》，填补了这一缺憾与空白。”刘畅解释说，创作是人生经验的沉淀和积累，而自己尚未有太多人生经验，希望能写自己真实内心的音乐。在对中国风格的追求方面，刘畅与杜薇不谋而合。“继承历史、表现中国文化和表达当代是我们这代作曲人的责任”，刘畅说。

　　谢鑫的室内乐作品“整合”系列、温展力的《第一交响乐“超级巨星”》、肖瀛的《百花深处》、蒋瑀的《万物生》、金秋月的《水墨三帧》……这些70后、80后作曲人的作品中，老庄哲学、水墨山水、胡同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意象和身为独生子女一代的独特感受，成为表达的主题。

　　“70后作曲家更接近50年代、60年代作曲家的思维，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与在作品中显露母语文化身份的个性。而80后作曲家写作风格更具多样化，表现内容也更加个性化。”贾国平评价说。

　　成长烦恼

　　作品上演难是多年沉疴

　　“我们目前最紧迫最缺失的，是为青年一代作曲家提供音乐实践方面的良性支持”。知名作曲家陈其钢深切忧虑于青年作曲人才的实践。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王宁也深有同感：“当前作曲人才培养最大的瓶颈就是作品上演难。”王宁说，将作品转化为音响，是作曲家成熟的重要环节。可惜的是，现在绝大多数学生不得不纸上谈兵。

　　从曲谱移到舞台，不是件容易事。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金秋月说，同学们得到专业院团委约的机会非常少，被委约者大多数受益于老师的推荐。她感慨：“作曲实在太辛苦！一方面是身体上的精疲力竭，另一方面是对未来的迷茫。”

　　国家交响乐团团长关峡道出院团苦衷：“国交的原创曲目有三个来源：一是著名作曲家的自我推荐；二是以学院推荐为主的青年作曲家作品；三是委约作品，有的知名作曲家会带领自己的学生共同完成。”关峡说，这样的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作品的品质，降低风险，可是能提供给新人的机会比较少。

　　要院团完全放弃收益与回报，无偿演出的确不太现实，那其他方式呢？很多在校生不得不选择自费上演。小编制的作品，在校生尚能够自掏腰包，但上演乐队作品动辄三四十万元的高额费用，学生和学院就只好望洋兴叹了。其实不止学生，很多音乐学院的老师、老一辈音乐家都存在作品上演难的困惑，很多现代音乐作品不得不在国外举行首演。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几位业内人士介绍，在国外，一方面是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校内资源网络，调动不同专业学生之间交流与合作；同时，建立起校内外可提供无偿演出的志愿组织。另一方面，由大量基金会支持的音乐比赛、音乐节，都为新作上演提供了平台、资金与人力支持。可见，社会力量和长效机制成为破题关键。目前，北京现代音乐节和国家大剧院已经先后设立“青年作曲家发展计划”，这些都是可贵的努力。

　　除了营造大环境，避免为比赛而创作，让创作变成一种为生存的竞争策略，也是青年作曲人才当治愈的“成长之痛”。贾国平指出，要重视教师力量的跟进，扩大教师队伍的同时，提升教育水平；要摒除急功近利的冲动，剔除“技术写作”，深化“人文思考”，这些都是老师和学生需要面对的问题。

　　“一个民族交响乐艺术的繁荣，离不开新作新人。仅仅靠演奏他国的作品，永远建立不起自己民族的交响乐学派。”关峡说，缺少了青年人的创作，中国交响乐的明天显然是黯淡无光的。

　　青年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教育机构、演出机构、演奏家、指挥家等全社会的合力。因此，弦音上的青春梦，不止是一代人的“梦”，更指向民族音乐事业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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