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在时下中国的音乐界，提起杨燕迪（注1）这个名字，无论对于专职从乐者还是业余爱乐者来说，大抵都不会觉得陌生。长期以来，他是上海（乃至全国）音乐类电台、荧屏、报纸、讲席上的常邀嘉宾，也是各类音乐学术会议、论坛、音乐节、音乐比赛主席台上的显赫人物。他声名远播、足迹遍布。与此同时，他更凭借敏锐的音乐洞察力、精粹的学术思想、信达雅的译笔和优美的乐评文字，吸引了业内行外成千上万的学子、同仁和乐迷。他大器早成，履历非凡：14岁当文艺兵，16岁复员，20岁读完本科，23岁读完硕士即留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29岁破格晋升副教授，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31岁读完博士，32岁破格晋升正教授，33岁任音乐学系副系主任，38岁任研究生处处长，39岁担任博导，40岁升任副院长……，一路走来，可谓步步高升。他还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学识渊博，气质儒雅，举止从容，富于神采。他的课程教人回味，他的演讲发人深省，他的日常谈吐也令人印象深刻。但最令人称奇也最为人乐道的，乃是他一贯以来悉力维持的多重身份。

作为一个有教无类的博（硕）导，昔日文化部系统高校中最年轻的正高

尽管杨老师有多重身份，但作为音乐学教授或许是他的立身之本。如上所述，他的职称两度破格晋升，当他32岁成为正教授时，文化部系统高校的正高数他最年轻。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名教师，他先后开设过音乐学导论、西方古典主义音乐与浪漫主义音乐、西方音乐通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20世纪音乐、音乐美学概论、西方音乐研究专题研讨课、贝多芬弦乐四重奏、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史、论文指导、歌剧研究等本、硕课程。由于他近年来行政事务十分繁忙，故而开课几率大大减少。笔者在上音攻读期间，有幸修过杨老师开设的《西方音乐史学方法论》（研究生研讨课）和《歌剧经典剧目研究与分析》（研究生讲授课）两门课程。杨老师讲课严谨专注，很少引出题外话，他听/讲音乐时自得其乐的神情，为学生们津津乐道。时隔多年，课上所受的教益仍记忆犹新，且已在很大程度上融进了笔者自己的课堂。

作为研究生导师，杨老师开有两个博士方向（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和三个硕士方向（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文献编译）。及至目前，他已培养出10位博士，另有4位博士生在读，21位硕士（含4位联合指导的音乐表演方向学生），另有5位硕士生在读。除培养研究生以外，杨老师也接受访问学者和博士后学者，目前有两名博士后在研。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上，杨老师惯用“导师建议”与“学生自主酝酿”相结合的办法，导师的建议往往结合着学科建设的眼光，学生的自选则更多是考虑自身的兴趣特长，两者互补，也就保证了选题的价值和可行性。随着所培养的研究生越来越多，杨老师也在不断梳理和总结研究生教学与培养的思路和经验。2005年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了“全国音乐学研究生教学工作研讨会”，杨老师在专题发言“论音乐学研究生的人才培养目标”中提出，音乐学研究生的教育应以知识生产和培养学科后继者为主要目的，音乐学研究生在理想状态下应兼备理论素质、音乐修养、人文底蕴和语言功力这四种素养。三年后（2008）在天津音乐学院举办的“西方音乐学研究生培养工作研讨会”上，杨老师进一步深化了上述思想，在以“谈西方音乐研究方向研究生的知识/素质结构”为题的发言中勉励西方音乐史研究生：应在研究中引入美学维度和社会学视角，积极探索理论创新的可能性（理论素质），要强化处理音响和乐谱的能力（音乐修养），要对西方文化的其他方面做更多有益的涉猎（人文底蕴），更要学好一门外语，积极自主地吸收/借鉴西方音乐学研究中的成果、方法与思想（语言功力）。

对于杨老师的研究生教学成果，似可用“有教无类”四个字来概括。“无类”有双重含义，一是说杨老师收徒不拘一格，他的研究生在入门之前有些是钢琴专业，有些是声乐专业，有些是外语专业，还有的甚至是计算机或金融专业，他的一名在研博士后在本、硕、博阶段都是文学专业，这便是“无类”的明证。“无类”的另一层含义是，杨老师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在研究领域和学术风格上都很不一样，即便是同一个研究方向，学生的论题也大相径庭（部分也是考虑到学生各自的专长），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领域也非常多样。杨老师有时会略带欣喜地说“我培养的学生各不相同，这其实是好事，也没必要都像我”。他的这个想法大概会有许多人赞同，因为说到底，“教学”的艺术其实也就是“如何引导”的艺术。

作为一个具有大局意识和中国立场的西方音乐学者

在繁忙的教学与行政事务之余，杨老师还是一个卓有建树的音乐学者。他的研究涉及音乐学方法论、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歌剧研究、音乐批评与分析、中国现当代音乐评论、音乐表演艺术研究等多个专门化领域。我们从杨老师的一系列学术兼职上可以看出他在学界的威望：他是全国西方音乐学会会长、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美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音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翻译家协会理事……。

杨老师的学术研究一贯注重大局意识和中国立场。他的“中国立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留学时就已明确。1987年，杨老师受国家教育部中英友好奖学金资助，被公派至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学习和研究音乐学理论与西方音乐史。期间，他勤奋攻读，积极参与各类学术活动，熟悉了当代西方音乐学术进展的重要文献与理论思路，同时也下定决心立足中国立场，结合中国实际，在积极引进和消化西方音乐学前沿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国的音乐学理论学科建设贡献力量。他回国之后在教学、研究中引进了不少新思想、新视角与新观点，一时间引起了强烈反响。针对国内音乐界对音乐学的学科性质和相关历史的发展认识尚不清楚的状况，杨老师通过授课和撰文，深入探讨了有关音乐学和音乐历史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批评性地梳理了西方20世纪以来重要音乐分析方法的哲学和理论前提，并通过理论反思和积极建议推进了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科的建设。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杨老师发表了诸如“作为人文学科的音乐学”、“为音乐学辩护：再论音乐学的人文学科性质”、“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探索音乐史：方法论反思四题”、“音乐学术与规范建制：回顾、反思与建议”、“现状反思与文学史的参照：西方音乐研究和教学在中国”、“学人反思、学科自觉与学术建设”、“音乐的现代性转型：‘现代性’在二十世纪前期中西音乐中的体现及其反思”等一些具有理论创见和开阔学术视野的论文和观点，从这些论文的题目中也不难窥见杨老师的大局意识和中国立场。在2004年举办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学学科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杨老师以“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为题做了发言，倡导中国的西方音乐学者在研究方向和课题选择上具备三个层面的“大局意识”，其一是“文化”大局意识，追问所选课题是否对加强中国的音乐文化建设、提升国民的精神素质有益；其次是“学科”大局意识，询问任何具体课题是否对学科发展有辐射力，是否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其三是“问题”层面上的大局意识，即思考所从事的课题研究是否能推动具体学科知识的积累和学术的进步，尽管这是相当微观的一个层次，但仍可折射出一个西学研究者的学术眼光与责任感。

杨老师学术研究中的“中国立场”还有另一个明证，那就是近年来他对音乐“现代性”问题的持续关注，因为“现代性”不仅是西方音乐史和音乐美学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也是深刻影响中国近现代音乐创作、音乐历史和音乐社会生活的关键问题。从指导韩籍留学生刘贞银的博士论文《东亚三国近现代音乐变迁的比较研究：西方音乐的影响与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诉求》（2002-2008）、到校对译著并撰写书序“诊断音乐：病理与处方——《修补裂痕：音乐的现代性危机与后现代状况》中译本序言”（2006），到国际会议发言“20世纪早期中国与西方音乐中的现代性转型：历史过程与理论反思”（2006），再到撰写系列论文“音乐的‘现代性’转型：‘现代性’在二十世纪前期中西音乐中的体现及其反思”（2006）、“现代性进程中的音乐家社会身份建构：观察与反思”（2012）……，这一连串不断推进的学术思考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通过研究西方文化来反思中国问题”的治学理念。

作为一个孜孜不倦引入新知、启迪新思的音乐文献翻译者

作为一个研究西方音乐文化的中国音乐学者，杨老师还有一个在他看来似属“天然”的身份，那就是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翻译工作，这与他的“音乐学者”身份密不可分、相辅相成。许多人也许不知道，杨老师复员之初所投考的并不是音乐学院而是外语学院。他自幼在父亲敦促下学习英语，根基尚可，那次报考也相当顺利，只是后来阴差阳错使他“误入”了音乐行当。

杨老师认为：“自中国全面卷入现代性进程以来，西学及其思想引入汉语世界的重要性，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的音乐实践和音乐学术，自二十世纪以降，同样身处这场‘西学东渐’大潮之中。国人的音乐思考、音乐概念、音乐行为、音乐活动，乃至具体的音乐文字术语和音乐言语表述，通过与外来西学这个‘他者’产生碰撞或发生融合，深刻影响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音乐文化的‘自身’架构”（引自《杨老师为“六点译丛”撰写的总序）。鉴此，杨老师通过与国外相关学术领袖人物和学术机构的通力合作，瞄准最具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的重要经典论著，以虚心严谨的态度和过硬的专业实力，翻译出版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西学著作，如美国著名音乐史学家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合译并负责统校，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这是一本被誉为所有音乐通史中最具学术深度和文化广度的力作；又如德国当代最重要的音乐学家达尔豪斯的两本专著——《音乐美学观念史引论》和《音乐史学原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对国内音乐美学和音乐史学这两个重要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再如美国著名音乐学家约瑟夫·科尔曼的专著《作为戏剧的歌剧》（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这是西方歌剧研究中一部极其重要的经典，首版后即被推为里程碑著作，已被译成法、意、葡、日等文字。杨老师的译笔准确、流畅，不仅能有效转达原作的思想与意味，而且还能生动地切准原作的文风与口吻，因而在学界有非常好的口碑。

在杨老师看来，音乐的学术翻译，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升我们体验和思考音乐的质量，提高我们与外部音乐世界对话和沟通的水平。故而，语言的移译，就不仅是传入前所未闻的数据与知识，更在乎导入新颖独到的见解与视角，更在乎思想角度的转型与思考习惯的重塑，所谓“引入新知、启迪新思”。为此，他不仅自己投身这一重要的学术实践，而且还积极组织合主编“上音译丛”、“六点音乐译丛”等严肃的学术翻译系列，希望为中国的音乐学术建设进一步添砖加瓦。在从事这些组织和策划的过程中，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所有他主编的译著，不论是他自己的研究生翻译，还是他约请外校译者译稿，在出版之前都要经过他本人认真的校对和审读，以保证翻译的准确和中文表达的质量。有时，他的学生和同事觉得，以杨老师的学术实力，他完全可以开展更加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工作，不必做这些看似“为别人做嫁衣”的译校审读的事情，但杨老师却认为，这点自我牺牲或可推进整个西方音乐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并能为新一代学子的成长提供“知识土壤”，因此才心甘情愿、乐而不疲。

作为一个善于规划部署并能有效协调的副院长和学会会长

杨老师从2003年开始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分管科研和图书馆工作。自上任以来，便对学科建设不遗余力，他积极策划，并发动学科人员一起论证实施方案。在这方面，杨老师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出色的思想整合能力发挥了突出的优势。在他的筹划部署及各部门的鼎力配合之下，上音近年来不断引进高水平的音乐理论学者和师资，业已成为国内公认的最有活力的音乐学学科基地之一，其音乐学学科建设实现了三级跳——从上海市教委的重点学科升格为上海市重点学科，进而又再次升格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除担任上音副院长以外，杨老师还兼着许多全国性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尤其是西方音乐学会。自该学会于2003年成立之初，杨老师就被公推为会长。近10年以来，在杨老师的悉心领导、谨慎规划及理事会各位同仁的协同努力下，学会已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学会活动有声有色，常务工作井然有条，会员数量逐日壮大，并在广大会员及兄弟学会间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学会近年来举办的学术活动包括：2005年举办于上音的第一届年会、2007年举办于西安音乐学院的第二届年会、同年在郑州大学举办的“外国音乐经典论著翻译出版研讨会”、2008年在天津音乐学举办的“研究生培养工作研讨会”、2009年在福建武夷山举办的“西方音乐学会综合型院校教学工作研讨会暨讲习班”、2010年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举办的第三届年会、2011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西方早期音乐研讨会”、2012年在四川音乐学院举办的“西方音乐学会青年学者论坛”等。每次会议的主题都与西方音乐学的学科建设密切关联，由于学会凝聚了中国当下西方音乐学领域中最权威的学者与最活跃的生力军，故而可以说，西方音乐学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主导着西方音乐学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发展。

作为一个具有公共责任和人文关怀的“爱乐知识分子”及乐评人

在努力深入进行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同时，杨老师还在立足学术本位的前提下，积极面向广大文化界和知识界的爱乐群体，通过自己的写作、讲座以及各种公共媒体，宣传和弘扬音乐中的人文内涵和精神价值，让普通观众走进音乐，发挥音乐应有的公共文化效益。在杨老师看来，音乐作为一门高尚的人文艺术，对社会、对人的精神教化和性格培育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和作用。而在当前中国社会急速转型的过程中，通过音乐和其他严肃人文艺术来熏陶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与品格素质，更具有急迫和切实的意义。

杨老师通过一系列文笔优美、观点新颖的散论文章，针对普通爱好者深入浅出地阐明他个人的音乐美学观念，说明和分析音乐作品中的人文意义和人性内涵，并积极通过有专业水准的评论介入音乐生活，引导音乐生活的健康发展，是“学院派”在广大音乐爱好者中具有很大影响的一位音乐评论家。近年来，他还主要针对中国当代作曲家的新创作发表了一系列具有较高文化视角的音乐评论文章，试图对这些音乐新作进行深入的文化诠释，并借此彰扬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音乐理念。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杨老师还积极关心并参与着上海的城市文化建设，针对诸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等重要音乐活动的组织和安排，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他力图打破“高雅艺术”的“象牙塔”围墙，体现了一个知性音乐家所具有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结 语

博而又专，专且不囿，痴心埋牍，分身有术，杨老师虽身兼数职却能从容驾驭。他辛勤耕耘、任劳任怨，绝不玩忽职守，也从不骄纵，他成功扮演了多种角色，从未被任何一种身份所掣肘和拖累，他所获得的种种荣誉和奖项正说明了这一切，其中包括：“美国亚洲文化基金会（ACC）研究奖”（1992）、“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1993）、“文化部优秀专家”（1994）、“上海市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5，2008）、“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研究奖”（1996）、“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1997）、“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集体奖，2000）、“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集体奖，2001）、“上海市育才奖”（2001）、上海市“曙光学者”（2002）、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研究奖（2002）、“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2012；二等奖，2005，2007；三等奖，2001，2010）、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6）、“上海领军人才”（2009）等等。

杨老师常说，他的事业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与他身后有个和谐美满的家庭是分不开的，家庭是他事业的坚强后盾。他的妻子赵小红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副教授，女儿杨丹赫是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大三的学生。在事业之外，杨老师还是一个体贴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也许可以说，正是这两个角色构成了他“众多身份”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家庭是“1”，事业是“0”，如果没了前面的“1”，恐怕很少人会有动力去添补后面的“0”了。杨老师的辉煌履历见证了“天道酬勤”的真理，他的“多重身份”则向我们展示了进取雄心与积极姿态下人类心智的无限潜能与创造力。

——原载《音乐生活》2013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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