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始于10年前攻读20世纪中国音乐史研究方向博士学位时。收入本文集的22篇论文，有21篇为近10年间发表的成果。10年后编选自己的音乐史学文集出版，可算是对自己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习与研究的一个小结。

本世纪初，在“重写音乐史”已然成为一种音乐史学思潮之际，我也曾撰文参加讨论与争鸣，提出了反思以往的音乐史学观以及“批判地审视与思考历史”、“在历史的批判中构筑批判的历史”等粗浅认识和看法（见本书《历史的批判与批判的历史——由“重写音乐史”而引发的几点思考》一文）；2008年12月9—11日，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的“改革开放与中国当代音乐学高层论坛”会议的发言中，我对新时期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与实践，总结了“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音乐史观的反思与求正”和“音乐史学观的解构与重构”三个主要特征（见本书《新时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与实践》一文）；2009年10月21—22日，在中国音乐学院召开的“新中国60年音乐事业发展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我在以《“阶级斗争时代”的音乐历史与“后阶级斗争时代”的音乐史学》为题的发言中认为，建国60年间音乐文化的发展，前30年基本是在为政治服务和阶级斗争思维的控制之下，后30年则是努力在音乐艺术实践和学术研究领域对这一思维惯性加以拨乱反正，使音乐由“礼的附庸”回归其主体地位；2010年11月27日，应中国音乐学院余峰教授之邀，我在他主持的刘雪庵研究课题的一个小型研讨会上作过一个简短的发言，提出了“坚持史料第一的学科意识”、“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与方法”以及“更为深入地阐释历史”等三个尚需进一步努力的治史思考；是年12月17—20日，在华侨大学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国音乐史学年会的发言中，我提出了“我们能为历史学贡献些什么？”的颇有些感慨的问题。今天，重新审视编入文集的20余篇文字可以发现，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体现或隐含了我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上述点滴思考与心得体会。

近代中国音乐的历史转型不过是进入20世纪的事情。文集中所论专题均不出20世纪中国新音乐史的范畴。目录中所作几个专题的分类，是我近年来比较关注或用力的几个方面，特别是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潮的研究，贯穿了我攻读博士学位和在博士后流动站期间的学术研究。其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粹主义音乐思潮》和《新音乐的理论基础——以救亡音乐思潮为背景》两文，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所作的节选发表；《分歧与对峙——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学院派”的批判与论争》和《“新音乐”与“战时音乐”——关于音乐与抗战的论争》两文是应梁茂春教授之约为他主编的《中国音乐论辩》一书所写的章节。这几篇文章应该是学界较早针对“国粹主义音乐思潮”、“救亡音乐思潮”以及“新音乐运动”中的宗派主义斗争所作的专题研究。《中国近代科学主义音乐思潮探析》一文，是有感于多年来学界经常讨论的中西音乐关系等话题颇多未能触及问题实质之现象，因而就近代以来深刻影响中国音乐发展的“科学主义音乐思潮”作出了专门的考察与研究，并对科学主义音乐思潮的历史得失作出了反思；《“土嗓子”与“洋嗓子”的对唱——20世纪中叶的中西唱法论争》一文，则是因为看过一些有关声乐领域里“‘土’‘洋’之争”的论文后，发现其历史脉络及相关学术问题并未得到清晰的论述与阐释，甚至不乏语焉不详、史实讹误的问题，因此借《黄钟》主编田可文教授约稿之机完成了这篇长文。文中讨论的延安时期、建国后全国“音乐周”期间，特别是40年代后期《新音乐》杂志“唱歌方法”专辑中的史料，是以往有关“‘土’‘洋’之争”研究中被忽略和不曾有过的。此外，《被禁唱的领袖颂歌——建国初期对<毛泽东之歌>的批判》,是我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现代中国音乐思潮研究》中的一个小专题。从这一批判事件以及这则短文中不难发现30年代即已形成的“左”的音乐思潮在建国后的巨大影响，其消极的历史意义依然值得反思。

总之，音乐思潮研究成为我近年来持续不断、深入拓展的学术兴趣点。我始终认为，强化和深化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潮研究，是更为全面而深入地认识与阐释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学术途径；音乐思潮研究应立足于音乐思想、音乐形态与音乐风尚三个基本要素，缺一不可。

音乐史学本体论问题关乎整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文集中有关音乐史学本体论的两篇文章，一则涉及到20—21世纪之交持续多年的音乐史学思潮论辩；一则是我对新时期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所作的回顾与反思。直到今天，关于“重写音乐史”问题依然存在争议，各种关于“重写”之理论与实践的观点不一而足，但戴鹏海先生最早提出这一话题时所针对的“左”的音乐思潮之历史影响的问题实质，似乎为一些论者所忽略了。当然，总体而言，新时期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发展恰恰是在努力摆脱“左”的影响下进行的，音乐史观、音乐史学观等音乐史学本体论问题，也正是在这种学术进程中逐渐发生着变化。不可否认，相对于西方音乐史学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而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元理论研究一直是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历史哲学层面的探讨不应成为音乐史家学术视域中的荒漠地带，这一论域值得学界投去更多的关注与思考。

受西方音乐史学影响以及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的实际情形而决定，关于音乐家与音乐作品的研究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重点论域。文集中《黄自是否了解西方现代音乐？》一文，是我于1999年答辩通过的硕士学位论文《黄自音乐美学思想研究》的节选发表，硕士论文主旨虽在于音乐美学研究，但其中也必然地涉及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相关内容，因此，将其视为我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习与研究上的起步亦无不可。《如何历史地评价青主的历史贡献？》和《音乐是上界的语言——一个诗人作曲家的音乐观》两文，是我近年来有关青主研究的文章中侧重于史学的两篇。前者是据2008年11月7日我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纪念青主与廖辅叔的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后者是应邀为青主《乐话》、《音乐通论》两书结集重版而作的“导读”，文章力求以“视界融合”的姿态，对青主这位充满争议乃至被诟病、批判了大半个世纪的音乐家作出合乎历史的解读与评价。《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管窥——从萧友梅有关音乐教育的几项提案谈起》一文，是为参加2006年8月初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的“萧友梅与当代音乐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而提交的论文。文章以鲜有引起学界关注的萧友梅有关音乐的一些提案作为考察对象，较为深入地阐述了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一份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珍贵史料——陈洪<绕圈集>解读》一文之所以能够成文，一则缘于笔者发现并对这一史料线索考掘的执着，一则要归于同仁李岩先生的帮助，是他最终通过得力助手找到了这份已不为世人所知的珍贵史料。也正因此，南京师范大学出版陈洪先生文选时才得以完整收录了其早期的这本文集。从《绕圈集》中我们不难发现，陈洪先生早在1929年自法归国后即已大力鼓吹“新音乐运动”，其宏旨在于创建中国民族乐派。长期以来，学界只知道由吕骥等左翼音乐家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此后长期影响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新音乐运动”，而忽略或忘记乃至不了解在20—30年代之交即由几位留学归国的音乐家热情呼吁、此后同样影响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新音乐运动”。近现代中国音乐史实质上主要存在着两种内涵旨趣不同的“新音乐观”和两个目的相去甚远的“新音乐运动”。两种“音乐观”和“新音乐运动”一度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实质上形成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救亡派”与“学院派”长期抵牾的一个历史景观。由这一历史线索出发而对中国近现代新音乐传统加以厘清与反思，这在我的《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一书中曾作出过较为清晰的论述，同样的焦点问题与研究视角在关于陈洪《绕圈集》解读以及本文集的其它几篇论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与论述。

笔者清楚地记得，文集中的《乐坛夫子 学苑师范——贺缪天瑞先生百岁华诞》一文发表时，缪天瑞先生虽已是百岁老人但却依然笔耕不辍，令学界赞叹不已。如今重读此文，先生也已成为音乐史教科书中的历史人物了。本文虽然谈不上是一篇深入的学术研究之作，但却成为笔者与缪先生交往十余年的一种纪念。与先生合作翻译《音乐美学要义》以及其间经常向先生讨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问题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正是从缪先生这位亲历80余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的世纪老人那里，我了解了许多书本上难以见到的、被遮蔽了的音乐历史片段。先生惊人的记忆力本可为学界提供不少可信的“口述史”，但建国后至“文革”屡经政治运动的人生阅历，使先生在谈及那些并不如烟的往事时总是忘不了叮嘱听者“不要记录”，想来至今令人感慨。当政治成为一种全民信仰抑或不得不遵循的信条时，音乐家的灵魂世界是否如青主所谓存在着“内界”与“外界”的对抗，从而向往着精神自由的“上界”？历史的波诡云谲究竟怎样塑造着现代中国音乐家的心路历程？这些可称之为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问题没有在那篇短文中得到展示与论述，但先生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依然活在我的心中。

上世纪30年代以降，音乐界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一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宗派主义斗争，撇开“左”的政治思潮的影响不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根源在于“左翼音乐家”和“学院音乐家”在音乐思想和新音乐道路上所产生的观念分歧。因此，对近代以来中国新音乐传统的回顾与反思，特别是从理论上对不同新音乐思想和新音乐运动的文化属性及其特点加以深入剖析与总结，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新音乐史上众多的是非恩怨。这一学术旨趣，在《两种新音乐观与两个新音乐运动——中国近代新音乐传统的历史反思》长文中得到了主题性的论述，和《分歧与对峙——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学院派”的批判与论争》等文相联系，它们较为集中地反映了笔者力图对近现代新音乐传统作出深度阐释、对被遮蔽的声音加以历史还原的史学追求。近年来学界关于新音乐运动与新音乐道路的相关新识，使我确信文集中上述专题对“五四”后由一批学院音乐家率先提出并躬身力行、旨在创建中国民族乐派的“新音乐运动”的历史还原与深入解读，具有溯本求源乃至拨乱反正的重要史学意义。

专题史研究中的《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的滥觞——辛亥时期音乐文化巡礼》一文，是应《黄钟》杂志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专栏的约稿而作。正如文化意义上的“五四时期”并非仅指1919年5月4日的学生爱国运动，广义的“辛亥时期”当然不只定格在辛亥年的那场暴力革命。一个世纪后，回顾辛亥时期以及此后曾经影响几代国人的辛亥精神，深感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就在不远的历史深处；而近代中国音乐历史的分期，似乎应在“晚清”与“五四”之间撰写一个精彩的“连接部”——“辛亥时期”，因为五四时期新音乐文化的诸多方面均已在辛亥时期初露端倪，有些音乐文化现象甚至已蔚然成潮。此外，《豪情壮志的音乐年代——“大跃进”时期的音乐文化》和《“文革”音乐的“样板”——革命样板戏的前因后果及其本质特征》两文，系《现代中国音乐思潮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前文曾以参会论文形式于2011年11月23日在台湾佛光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中国音乐史学国际研讨会”上宣读，后于《音乐研究》发表。正是通过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使我切实了解到，关于“大跃进”与“文革”史的成果发布，通常要面临或是象征性的、或是实质性的政治审查，后文即是被某大学学报退稿后改由《中国音乐学》发表。可见，马克思抨击过的书报审查制度的思想残留，在今天依然不得不为稻粱谋的学术界，一直是某些明哲之举的根本原因。

文集中还收入了我为几位学者的音乐史学论著所作的学术批评，其中《在批评中构筑历史》一文是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习居其宏先生《新中国音乐史》一书的读后感；《明珠翠羽 乐话西中》一文是应中央音乐学院为纪念廖辅叔先生百年诞辰之约，对廖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一些音乐文论所作的述评；《中国新音乐史的宏大叙事与深度批判》一文，是应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约请为刘靖之先生长篇巨制《中国新音乐史论》修订版而写的书评。后文虽则吹毛求疵地提出了不少问题，但胸怀宽广的刘靖之博士一向笑对批评，一直视笔者为值得信赖的年轻学友。在学术浮躁的当下中国，絮说这些本应属学术常态的学术自由精神，希望不被读者朋友视为是多此一举。

此外，需略作说明的是，除必要的文字修订和技术处理外，文集中的所有篇什均保留了最初发表时的面貌。其中的稚嫩与粗疏、拙思与浅见，忠实地记录了我在音乐学道路上的求索与成长。整理这些文稿时，也再次想起文章发表时与各位编辑老师学术往来的点点滴滴，这些文章能够得以结集出版，其中也包含着他们的学术智慧与劳动付出。借此机会，谨向各位编辑师友致敬！

最后想说的是，我在音乐学道路上的成长是与业师王宁一、魏廷格、居其宏、戴鹏海诸先生的教诲以及学界许多师长好友的帮助分不开的。因此，不管是敝帚自珍还是野人献曝，这本文集也凝结了我对诸位先生和诸多学友由衷的敬意与谢忱。至于文集中存在的不足与局限之处，则是笔者学力不逮所致，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