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那年的冬季，我第一次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武汉，为的是参加武汉音乐学院（当时还是称为“湖北艺术学院）研究生入学考试。30年弹指一挥间，关于那场考试，已淡忘的没了太多的印象，只是于1985年上半年顺利地拿到“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入学通知书”，同时也得知“湖北艺术学院”改成了“武汉音乐学院”，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武汉音乐学院的研究生。
然而，在入学前，我的导师周畅教授调到厦门大学工作，我因学籍跨省无法转移，留在了“武音”。在“武音”读研时，孟文涛教授担任了我的导师，他是位谦谦学者、气度非凡。在随孟文涛教授学习期间，似乎没有正经八百地坐下来进行说教似地上课，而多是在互相谈论一些对学术问题的看法，有时甚至是海阔天空地瞎聊。我经常拿写的一些自己所谓的论文，交孟老师看，孟老师每次都仔细地阅读，并认真地逐字逐句地批改我的文章。我正是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让自己的思绪自由地延展。我不仅在孟文涛教授那里得到很好的学术启迪，而且，孟老师还在1986年主动地与他的好友——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郭乃安研究员联系，推荐我去北京师从郭先生学习。
由于当时武汉音乐学院完全没有中国音乐史教师，于是也就在1985年下半年我入学不久，接受院方教学的安排，担任全院 “中国音乐史”课程的教学。好在那时还属于精英教育时期，全院的学生并不多，也使我担任全院大课教学的同时，并没有太多地影响到我自己的学习，倒是通过教学，做到了教、学相长。此外，从1986年起，武汉音乐学院成立音乐学系开始招收音乐学本科学生，我也便担任了本科学生的专业个别课。我的第一个名义上的学生是如今声名鹊起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李诗原博士，他比同班其他学生要年长一点，是一个独立性和思考能力都非常强的人，进校之前就了解很多音乐学问题，我从他那里倒是学到很多我不知道的人情世故与知识。1995年，我第一次担任了研究生导师，学生是如今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徐艺老师（当然，我只是联合指导小组的三位导师之一，其他导师是童忠良教授与汪申申教授，由于童忠良教授担任院长，汪申申教授1994年调到北京工作，其教学指导工作主要由我担任）。我自己单独招生担任研究生导师始于1997年，首届学生是如今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王岚副教授与江汉大学艺术学院魏军副教授。自那以后，我每年都招收研究生，开始了音乐学研究生的专业教学。2012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其为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李莉副教授，她也是我的2004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
在担任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师之职外，我还受邀于2008年作为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每年在“广艺”招收研究生，至今已带有7届18名学生了。另外，作为安徽人的我，还与2013年12月受安徽大学的邀约，从2014年起，在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担任音乐史学研究生的导师，首届招收2名研究生，并担任音乐系研究生两门课的教学。
我在1988年研究生毕业正式成为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老师。开始由我担任学院全部的中国音乐史的教学，后由于汪申申教授调到北京工作，没有了西方音乐史的教师，作为音乐学系主任的我，责无旁贷地担任起全院中国与西方音乐史所有班级的课程，这也就使我成为了“万金油”式的人物，也就同时从事了中国与西方音乐史两个专业的教学与研究。
如果从1985年在研究生阶段已经担任教职直至2015年，我已经在武汉音乐学院整整任教了30周年。实际上，从我1977年于安徽艺术学校毕业就在艺校担任教职算起，担任教师的时间就更长了。
在我从事学习与教学活动中，对我学术思想起到至关重要影响的当属孟文涛教授与郭乃安研究员，他们都是任意由学生自己兴趣来发展自己的研究，他们都只是从方向上引导学生的研究思想与思路的人，最大限度地任由学生发挥自由想象的学术空间，充分调动学生学术研究的主动性。我深受两位导师的影响，在后来自己的教学中，也充分调动学生的激情，根据他（她）们的兴趣、爱好与知识结构，来协助他（她）们选择研究的课题，而不是依据我自己的好恶与知识结构来规定其选题。我的这些思想，也导致大家在看到本文集时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想法与课题杂乱地在一起“混搭”。这种看似“混搭”的现象的好处自不待言，其缺点在于，这么多的学生的研究，形不成一种“合力”，无法导致产生有影响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总课题。但是，我还是希望不必拘束学生的想象力吧。只是有一点，我常常强调与要求学生在选题和撰写文章时一定要对自己说：我的中心观点是什么？！也就是说：文章必须写成真正的“论文”，而不能成为一篇“说明文”。
本文集题名为《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是受我以前的学生、现在是西安音乐学院教授的夏滟洲博士的启发。在此之前，我将书名定为《昨日之前的见证》，意思是所有文章是“昨日之前”历史的“呈现”。夏的启示，突然使我感到一种“清新”的风格出现，“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也体现我与大家共同经历了我国音乐史学发展的30年，一起走过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也就在昨天的早上，我脑海里始终翻卷着不同思绪、难以定夺书名的时刻，突然决定，就它吧：在我们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地琢磨那些令人痛苦的音乐学理论问题与名词之余，何不让大家感到一丝的“轻松”呢？
本文集是学生们主动提出在2015年5月我60岁生日到来之际，搞一本有共同意义的“历史见证”。文集包括了我最早的学生李诗原教授的文章，以及历届直至2013级研究生们（可能有遗漏的学生）的文章，而2014级研究生（包括安徽大学与广西艺术学院我的研究生们）由于进校不久，还没有写出太多的文章，就没有刊登他（她）们的文章，这里对他们说一声“抱歉”。
本文集的副标题为“田可文与他音乐学的学生们”，限定在我担任“音乐学研究生”导师的范畴之内，因为多年以来，我还担任武汉音乐学院大约几十位表演专业（声乐、器乐）研究生的“第二导师”，指导他们写毕业论文，本来他们也应该属于我的学生的范围，但是，这样以来人数就太多了，联系毕业或在校的学生、整理他们的文章、统一体例，就太困难了，只好放弃。我想，在以后可能的情况下，我来重启这项工作。
本文集在设想、与各地过往学生联系、以及编辑的过程中，李莉、王艳与张倩等同学花费了大量的心力、智力与财力，而我很多时候是“坐享其成”。应该说明的是，我的2014级研究生李成兵、夏炼、李佳佳、张璐瑶虽然没有刊登文章，但是，他们在本文集的编辑过程中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这里向他们致谢。
文集没有采用我学生毕业的先后顺序来“论资排辈”地排列，我以为，还是按照不同文章的选题类型来“分门别类”地体现，更有利于读者的阅读。
本文集最后用了我于2010年3月28日在我博客上写的文章《音乐学，似乎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代“跋”，目的是让大家了解我从一个拉琴的人是如何被迫走上 音乐学道路的。
我始终这样觉得：如果我的毕业的研究生在毕业多年以后，每年无论在发表文章的数量抑或质量上都还超不过我的话，那是我作为一名教师的失职！优秀的教师必当培养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才是。我衷心地祝福我的学生们在今后的岁月里，能尽心尽力地致力于音乐史学的研究，都能成为我国音乐史学方面的专家抑或本单位的学术带头人，借用我常在学校标语上看到的话语，我改之：今天你以我为师，明日我以你为荣！当然，毕业后从事其他职业，只要是卓有成效的工作，都应视为“成才”。我常常回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学生的成才，老师会感到无比地幸福。
2015年1月23日于武汉音乐学院
原文链接：http://musicology.cn/reviews/reviews_90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