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音乐学院召开“恢复民族声乐专业、开展高层次民族声乐人才培养工作会”


9月16日,中央音乐学院在第一会议室召开“恢复民族声乐专业、开展高层次民族声乐人才培养工作会”。王次炤院长、郭淑兰书记、学位办丁凡主任、人事处吴晓萍处长、研究生部柯扬副主任参加了会议。会议正式宣布成立“民族声乐教研室”。恢复建设民族声乐专业,是我院“十二五”规划的一项重要工作,列入了2013-2014学年行政工作要点,目前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7月10日,我院召开院学位委员会全体会议,就恢复民族声乐人才培养及导师遴选等工作进行了专题讨论。经无记名投票,决定聘请邹文琴、孟玲、阎维文为我院民族声乐专业硕士生导师,组建“民族声乐教研室”(教研室成员由张立萍、刘跃及三位外聘导师组成),2014年起招收该专业硕士研究生。此项工作暂由学位办负责。


中央音乐学院与荷兰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签署校际合作交流协议

2013年9月26日,荷兰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院长简妮克·范德维女士(Janneke van der Wijk),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大卫·高肯先生(David Kuycken)和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爵士与流行乐系副主任路德·范戴克先生(Ruud van Dijk)在荷兰王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主管白睿柯先生(Patrick de Vries)等人的陪同下来我院访问参观,并参加了在教学楼717会议室正式举行的两校交流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教授、国际交流处主任刘红柱教授、钢琴系主任吴迎教授、音乐学系爵士乐教师丁铌老师以及附中室内乐中提琴教师许萌参加了会谈与签约仪式。

会谈中,荷兰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院长表示很早就期待与我院签订交流合作协议,并希望能开展课程设置的探讨、学生联合培养以及教师互访等具体的校际交流项目。王次炤院长也表示,我院以前虽然一直没有与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签署正式的合作协议,但双方院校在学术交流上一直都有紧密的联系,此次能够签订校际合作协议是两校交流的新起点;交流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派教授代表团或学生代表团互访,学生乐团联合演出,爵士乐交流等。

 研究生教育质量有了首部“国家标准”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近日联合印发了针对学术学位的《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这意味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有了首部“国家标准”。

  为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的有关要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委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写《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编写工作历时两年,近千名专家参与。

  《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按照一级学科分别制订,目的是为研究生培养单位制订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学位授予标准提供依据,为导师指导研究生提供参考,为教育行政部门开展质量监督和评估工作提供标准。

  基本要求从学科前沿、社会需求、知识结构、综合素养与能力、基本规范等方面提出了各学科研究生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时必须达到的要求,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反映了各一级学科人才培养的特点,同时也为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开展有特色、高水平的人才培养留有空间。

  此次印发的是35个一级学科的《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其余75个一级学科的基本要求将于年底前印发。此外,专业学位《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委托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编写,拟于明年完成。

  同时,为了进一步规范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学科建设、制订培养方案和开展学位授予等工作,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还根据新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印发了《一级学科简介》,从学科概况、学科内涵、学科范围、培养目标和相关学科五个方面,对全部110个一级学科进行界定和描述。

  印发和实施《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将对保证我国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基本质量,推进研究生教育分类评价,提高学科建设水平,促进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也为社会了解研究生教育质量标准,开展质量监督提供了依据。


清华推首个中文在线课堂校外人员可以修读,通过考核可拿到证书

  不久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大规模在线教育平台edx发布课程,供全球网民免费修读,引发关注。但全英文的界面、国外视频播放器使用不畅等问题也带来不小遗憾。昨天,清华大学推出全球首个中文在线课堂平台,解决了这一问题。清华、北大、麻省理工学院的7门课程将率先上线,未来,网上修读所获的学分甚至可能得到校际互认。

  “学堂在线”由清华大学的技术团队历时四个月研发而出,它支持在线播放课程视频、网上讨论、在线答疑等。“学堂在线”平台负责人、清华大学教授孙茂松介绍,除了中文界面外,平台还做了大量创新,比如有独立的播放器,支持中英文字幕;支持中英文字幕课程内容的搜索,并可通过检索字幕,精确定位课程视频;平台中添加了可视化公式编辑功能,使用者可以轻松地输入复杂的公式;这个平台还相当“聪明”,能对学生的编程作业进行自动评分。孙茂松透露,“学堂在线”的功能还在继续完善,将来会推出类似苹果SIRI的智能问答软件、作文自动评分系统、虚拟实验室、移动客户端等。

  清华大学副校长袁驷表示,“学堂在线”中英文课程都会有,但主要是满足全球华人以及希望以中文为载体进行学习的群体的需求。记者了解到,从下周起,清华大学的《电路原理》、《中国建筑史》等5门课程,麻省理工学院的《电路原理》以及北京大学《计算机辅助翻译原理与实践》将作为首批上线课程对外开放。今后,平台将汇聚国内优秀大学的优质课程资源,并积极引进哈佛大学等世界名校的高质量在线课程。

  学习者学完课程并通过考核后有什么奖励?edX的做法是,为其发放证书,这些证书可以写在简历中,也可帮助学习者申请更好的大学。袁驷表示,选修清华的课程并顺利结业后,学生能获得清华大学发放的证书。他还表示有了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打破了跨校修读课程的物理障碍,今后学分认定在高水平大学间“应该不成问题”。对于利用该平台进行自主招生,他表示可能会先从在平台面向中学生开设大学先修课程做起。

  这种互动学习也是教育政策制定者所乐见的。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大良说,要充分利用平台教育的社区互动讨论,促进终身教育发挥作用。他表示,教育部将研究在线课程与现实课程的等效互认、校际间学分互认、证书发放等方面的制度,以跟上网络教学变革的步伐。

汉堡美术学院

     汉堡美术学院(Hochschule für bildende Künste Hamburg)是一所著名的国立艺术院校,德国最有名的艺术院校之一。它有超过200年历史,专业设置广泛,现设有建筑、雕塑、舞台布景设计、工业设计、产品设计、印刷、电影、摄影、绘画、视觉艺术、艺术教育等专业。1767年它首次以职业学校的形式由爱国社团创办,1896年改制为国立艺术职业学校。1933-1945年间学校也不可避免地处于纳粹独裁之下,并遭受了严重的战争破坏。1955年学校重建,30年来没有实现的愿望终于付诸实施,学校增设了建筑系并终于由地方性的艺术学校扩建为国立美术学院。该学院旨在为学生提供所有艺术学科领域新问题的解决方案。教学重心是培养学生对特定艺术的自我反省,以及增强实践能力。其教学方法自由灵活,没有严格的学期限制,更没有程序化的教学步骤,完全靠学生与老师的互动。

    汉堡美术学院的多学科课程结构使课程具有极高的自由度。课程内容并不是毫无变通地相互叠加,而是让学生有能力发现新的课题并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其中的重点是自主艺术分析、基于项目的和实验性的工作模式。

另一个独特之处是HFBK拥有高级工作室,在那里可以利用技术手段将每件艺术作品变为实物。学生将获得艺术工作室负责人的指导和鼎力支持。此外汉堡美术学院还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国际交流活动。众多合作高校以及对于交流项目的慷慨资助使学校拥有了一个高水平的国际网络。

    一般情况下,汉堡美术学院的课程均采用德语授课。但如果国际艺术大师来到HFBK进行授课,授课语言也可能为英语。目前用英语授课的教授有:Matt Mullican 教授(雕刻)、Marjetica Potrč 教授(设计)。我校会定期为外国学生提供德语课程。

    在本科学习开始时有一个为期一年的定位阶段。在这一阶段,将在 6 个新生课堂中对学生进行深入辅导。之后,学生便可以独立创作或与他人合作的方式逐渐专注于自己的艺术课题和项目。通常情况下,学生会与一位教授取得联系,并从那里获得适当的建议。

    如果想要继续研究生课程,可以有针对性地请一位可以指导硕士毕业设计的教授进行指导。课程的重点是创作出自己的艺术作品。参加讨论课、工作室课程或参与项目等均可以获得毕业考核所需的学分 (ECTS)。


五位教育管理者畅谈如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找准新一轮教育改革突破口

教育综合改革,既要顶层设计又需“摸着石头过河”

回首过往,35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教育事业一路猛进,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其中最深厚的动力就来自坚持不懈的改革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过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每一次都把推进教育改革作为战略任务,都对教育改革做出战略部署,都给教育事业带来突破性进展。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教育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也面临着深层次的体制制约和矛盾障碍,新的发展突破呼唤着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资源和人才第一力量有机结合的战略高地,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支点。当前,我国人口、土地、资源等传统发展优势逐渐减退,能否尽快培育其科技、人才、创新等新兴发展优势,事关转变发展方式的成败,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下半场’的成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说。

  “与国际顶尖大学的深厚积淀相比,我们在学术大师、原始创新、办学资源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仍然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指出,“面对全球范围内日益激烈的人才、科技、文化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面对国家和人民对高等学校加快改革、加速发展的殷切期望,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时不我待。”

  “当前改革的重点,还是在于‘接地气’,要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真正解决改革中的具体问题。毕竟,我们提出的大概念、大理念已经很多了,如何解决实际问题是当务之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认为,“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重心下移,防止领导高明论,回到群众本位论,既要顶层设计,又要承认群众的首创精神,将提高教育质量真正落实到老师和课堂上,反映在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中。”

  被采访的几位教育管理者认为,全面深化改革,既是涉及教育发展全局的改革,又是一场既触及灵魂、又触及利益的深刻变革。为此,教育系统应以触及灵魂的思想高度深刻认识世情、国情、校情变化催发的改革要求,以触及利益的行动力度大胆推进发展方式、办学模式、体制机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单靠学校无法面对“钱学森之问”

  教育,育人为本。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姜沛民认为,“应当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新期待,认真研究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新潮流,直面国际化和信息化的深刻变革,全面创新课程结构和教育组织方式,进一步更新教育观念,创新教育体制,调整教育内容,拓宽知识基础,突出实践能力。”

  对此,有着多年一线教学经验的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深有感触。“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个“钱学森之问”,引发了千百万人的深思。其实,单纯靠学校,是很难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的。因为,杰出人才的培养并不完全是在学校里完成的。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教育于此肩负着很大的责任。在企业里,管理者是很讲究流程的,流程决定结果。可是,看一看我们的学校教育,一方面,我们对令人兴奋的结果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对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却十分有限。

  李希贵认为,当下的中小学教育,两亿多中小学生在一个学制、一个课程、一种评价模式、一个高考制度下齐步迈进。如果未来依然用“一刀切”的思维方式办学,以相同的育人模式管理学校,教育将永远难以面对“钱学森之问”。

  对此,瞿振元也深有同感:长期以来,教育教学方法的落后和陈旧是我国高校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顽疾。一方面,我们天天在呼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另一方面,教师依旧是老样子,也许“一块黑板一支笔,一人从头讲到底”的传统“填鸭式”教学方式不多见了,但是把“黑板”换成“白板”,把多媒体作为“机灌工具”的新的“填鸭式”教学方式更值得我们警觉!不改革教学内容、不创新教学方法,所谓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广大教师的主动、自觉参与。缺少广大一线教师主动自觉参与的教学改革,注定不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办学体制改革,应以转变发展方式为“总开关”

  办学体制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径。

  北大、清华作为高校改革的先行者,都提出了明确的改革方向与思路。朱善璐介绍,北京大学要切实把学校办学从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变到以质量提升为特征的内涵式发展上来。要以教书育人模式创新和治理结构与方式创新为重点推进大学的改革。以聚焦育人为根本原则,坚决扭转重科研轻教学、重学科轻育人的评价导向和制度设计。以调整、优化结构为突破口,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特色化发展战略。

  陈吉宁介绍,清华大学将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要调整优化学科布局,突破制约学校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大力推进人事制度、治理结构、教研模式、资源配置等综合改革,正确处理大学、政府、社会关系,切实解决教育、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尽快建立完善依法自主办学、保障学术民主、权责明确一致、管理科学高效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姜沛民认为,“要以大学章程为抓手,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在强化政府统筹指导和宏观管理的同时,进一步赋予大学自我完善、自我约束、自主发展的办学自主权;进一步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调动起广大教师投身改革的积极性。”

  而谈及办学体制改革,李希贵则不无忧虑:扩大办学自主权已喊了多年,但经过多年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进展。调整政校关系,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我们也说了不少,但事实仍让我们很苦恼。为什么?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改革都很难解掉身上的枷锁。一个地区,一所学校,如果能够首先在办学主体上打主意,其余的改革将势如破竹。

  “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李希贵强调,“教育综合改革的支点、切入点应当放在公办学校的放权、搞活上。各地可从实际出发,开展公办学校联合办学、委托管理等试验,探索多种形式,提高办学水平。如果我们能够在公办学校办学主体上多想想办法,出台更多更好的政策,鼓励更多的个人和团体承办公办学校,可能会有关键性的突破。”